天津教案是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在天津發生的一起重大教案事件。
當時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在天津設立育嬰堂。1870年（同治九年）6月21日，部分天津民眾因排外情緒及對育嬰堂的不信任，懷疑其中涉及嬰兒失蹤與製藥謠言，遂聚集數千人到教堂示威。當日，法國領事豐大業（Henri Victor Fontanier，1830－1870）在前往會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途中，與天津知縣劉傑發生衝突，並開槍擊傷其隨從，引發局勢進一步惡化。隨後，豐大業被民眾殺害。事件中，部分民眾焚毀法、英、美、俄、西班牙等國教堂及法國領事署，並襲擊傳教人員和本地教徒。根據當時統計，共有23名傳教士和修女遇害。[1]
事件發生後，英、美、法等七國軍艦在天津、煙臺一帶集結。慈禧太后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天津查辦，並調李鴻章協同處理。事後，天津知府和知縣被革職並發配充軍，涉事的「水火會」首要16人處決，另有25人充軍。清政府同時賠款並重建教堂，由崇厚代表向法國致歉。
清末自《天津條約》簽訂後，傳教士在中國各地開展傳教活動，並依據條約享有建造教堂、治外法權以及「寬容條款」等相關權利。[2]
由於治外法權的存在，傳教士及部分教會事務不受中國地方司法直接約束，這在社會上引發爭議。「寬容條款」也使得基督教徒在司法處理上與一般民眾有所不同，引發部分人對教會享有特殊待遇的質疑。個別不法分子借入教之名謀取保護，也造成一些社會矛盾。
此外，基督教與當時漢族社會的傳統思想、信仰和習俗之間存在差異。部分基督徒反對祭天、禮佛、祭祖、祀孔，以及佛教、道教活動，認為其屬於「迷信」，這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與民間信仰群體的摩擦。反教情緒亦在部分士紳中得到支持，早期的一些衝突常與地方官紳的態度有關。
當時，多數中國民眾對現代醫學缺乏了解，社會上流傳一些關於人體器官與醫療的謠言。教堂環境因相對封閉而帶有神秘感，加之臨終彌撒、洗眼等宗教儀式被誤解，導致部分民眾產生「挖眼」等傳聞，從而加劇了社會的猜疑與不安。
清同治九年（1870年）4、5月間，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的事件。6月初，天氣炎熱，疫病流行，育嬰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兒患病而死，每天有數百人到墳地圍觀，夜間孩子的屍體被野狗扒出咬壞，身體不全，缺少一些器官，於是民間開始誣指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幌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
6月18日，天津當地民間黑社會組織水火會抓住了一個叫武蘭珍的人販子，並從其身上搜出迷藥，嚴刑逼問迷藥是從哪裏來的，武蘭珍挺刑不過，為了逃避懲罰，就拉教會保護自己，說是法國天主教堂給的。同時又有人向水火會反映，說晚上教堂有人向外面搬運口袋，懷疑裏面是死小孩。水火會老大帶着數百名失去孩子的家長求救官府，6月20日，武蘭珍被扭送官府，口供中又牽連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樓天主堂。於是民情激憤，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3]天津知府張光藻不敢做主，帶着幾百人去見天津道台周家勛。周不敢處理，又帶着這些人去見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崇厚大罵刁民胡鬧，認為傳教士不可能拐賣兒童，而且西藥用人體器官做藥引子純屬無稽之談，民眾不服，誣指失蹤孩子還在教堂關着。崇厚約見了法國領事豐大業，要求雙方當面對證。
6月21日清晨，崇厚、周家勛、張光藻、知縣劉傑帶着數百人前去教堂找洋人對質。神父熱情接待，問武蘭珍是教堂哪個人賣給他迷藥，又是在什麼地方賣的，武蘭珍說是叫王三的中國教民在教堂的左側鐵門邊賣給他的。其實教堂邊門都是木門，沒有武蘭珍所供的席棚柵欄，教堂花名冊也查不到一個叫王三的，「遍傳堂中之人，該犯並不認識，無從指證」。謝福音神父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協商育嬰堂善後處理辦法。三位官員羞愧難當，連連陪不是，出了教堂走了。
水火會煽動民眾在教堂外不走，又有好事者、無業流民、地痞無賴等，聞訊紛紛趕來。教堂外就聚集了上萬人，拋磚打破窗戶。
信奉天主教的中國信徒，向法國駐天津總領事豐大業求救。豐大業跑到崇厚那裏要求派兵鎮壓。豐大業和崇厚抱怨並發生爭執，雙方口角。豐大業在與知縣劉傑爭執時和示威民眾爆發鬥毆，豐大業和其助理西蒙使用防身手槍擊斃了一名中國助理和為數不詳的民眾，他們二人也都被群眾殺死，屍體被丟棄在河中。
暴民們殺向教堂，扯爛法國國旗，以兇殘手法殺死了10名修女（被剝光衣服強姦、挖眼割乳，後被燒死[4]）、2名神父、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40名中國信徒，焚毀了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與此事無關的英美傳教士開辦的4座新教教堂、1座西班牙天主堂、1座俄國東正教教堂。殺死教士，把附近前來中國旅遊的外國遊客也一併殺死，搶劫了身上的財物，破壞行動持續了3小時。共打死13名法國、3名俄國人、2名比利時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愛爾蘭人[5]。
6月24日，法國第三艦隊軍艦開到天津，英國第五艦隊、美、德、意等六國軍艦亦結集天津一帶，法國、英國、美國、比利時、俄國、普魯士、西班牙七國公使以法國為首向總理衙門強烈抗議，並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懲辦肇事者，賠償損失。
法國方面最初要求處死中國負責的官員，否則就要打進北京。清廷驚恐萬狀，慈禧太后派直隸總督曾國藩來調查並與法國方面交涉，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主張不要對其退讓，不惜一戰，情勢緊張。曾國藩審時度勢，不願與法國開戰，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償，以使最後能單獨與法國交涉。
曾國藩向慈禧太后匯報說：「臣等伏查此案起釁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 並有挖眼剖心，作為藥材等語，遂致積疑生忿，激成大變。……惟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貼，或稱教堂拐騙丁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稱教堂誘污婦女。厥後各處案雖議結，總未將檄文揭貼虛實辨明白。此次應查 挖眼剖心，竟無確據，外間紛紛言有眼盈壇，亦無其事。蓋殺孩壞屍，采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豈肯為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其事。認定愚民無知，遽啟邊釁，曲在津民、「殺人償命，天經地義，只有這樣才能安撫洋人人心而消弭禍端、刁風不可長」。[6]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國藩到天津，立即發布《諭天津士民》，責怪天津百姓太衝動。聽從崇厚的建議，將天津道台周家勛、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撤職，引起全國上下對曾國藩口誅筆伐，一下子為他打上了「漢奸」的烙印。曾國藩還把精銳劉銘傳部調來，準備隨時應對民眾的抗議。
曾國藩認為，當事人口供有問題，反覆翻供，是否是傳教士的指使沒有證據；仁慈堂的兒童一百五十餘名，都是自願的，挖眼剖心純屬謠傳；教堂、仁慈堂有地窖，都是外地工匠修建的，實地查看後，發現地窖只是放煤用的；有人進入仁慈堂後不願出來，大家就以為裏面有迷惑人的藥；仁慈堂接收將死之人，讓傳教士給死者做洗禮，百姓看到人進去卻不見出來，以為被殺；仁慈堂的房間很多，一些親屬進去了分在不同的房間居住，很長時間見不了面，互相認為是被害了；仁慈堂內死亡的人數不少，都是晚上掩埋，有時一個棺材放兩三具屍體，而且死亡狀況與正常死亡不同。
隨後經他調查之後，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曾國藩將騷亂責任歸咎於民眾的無知和百姓、洋人之間的誤解。
法國提了四點要求：重修教堂、埋葬豐大業、處死地方官、懲罰兇手。曾國藩工作思路基本按照崇厚的思路走，成為第一個被唾罵的人，崇厚反而能置身事外。曾國藩決定軟硬兼施，告訴法國，官員們已經就地免職送去刑部治罪了，官員們沒有動手殺洋人，甚至自己差點兒被洋人殺了；但法國非要殺了這些官員。法國公使羅淑亞向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去最後通牒，如果不將天津官員砍頭示眾，就撤回使館僑民，交給法國的海軍司令處理。曾國藩向慈禧太后寫了詳細報告，認為天津官員不能殺，免職屬於正常的處罰。慈禧太后也對法國的囂張反感，不同意他們提出的要求。
清廷抓了大約八十多人，中秋節前，曾國藩向慈禧匯報：「應正法七八人，應治罪二十餘人。」，但慈禧太后還是認為處理得太輕，主要是殺的人太少，很難讓洋人滿意，責令曾國藩「趕緊勒限嚴拿」。
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8人（馬宏亮、崔福生、馮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李鴻章也認為「冀終歸於一命一抵了案」。慈禧太后為了平息法國人的怨氣，並沒有聽從曾國藩的建議，對張光藻、劉傑選擇了比較重的刑罰。曾國藩對慈禧太后的處理感到失望，籌措了兩萬兩白銀給幾個官員作贖刑的費用。而法國因隨後發生了普法戰爭，無暇顧及東方事務，因此接受了這個條件。放棄殺官員要求。[7]
清廷內部及中國輿論對這個交涉結果都甚為不滿，「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甚至直接稱其為「曾國賊」，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曾國藩只好一直道歉，自稱：「外慚清議，內疚神明」。[7]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對於全國其他地方有所影響，產生對於西方傳教士不好的謠傳及不信任，這些謠傳也在一些地區造成了教案的發生。
由於對洋人妥協之事，民怨沸騰，慈禧太后讓李鴻章接替曾國藩。正好這時發生刺馬案，於是讓曾國藩辦理，免去他直隸總督職務。交接當年，曾問李：「你與洋人交涉，準備怎麼辦？」李回答：「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只同他打痞子腔。」[8]，李鴻章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後，並沒有急於去天津，知道自己如果去得太早，勢必要接爛攤子，所以他就推給了曾國藩。李鴻章最後判決其實差不多，將原來20名死刑改為16名死刑（但也是因俄國鬆口放棄死刑要求）、4名緩刑，其餘不變。有傳說16名被正法的其實是李鴻章花錢讓死囚犯頂替。[9]
由於是天津百姓搞事在先，只能如此判決，而李鴻章接手結果也差不多，其實因為理虧，曾國藩自然也沒辦法太強硬，但自己卻因爲被指對洋人沒脊樑骨，頗為惱怒，一年後即去世。這件案件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慈禧太后以為因爲法國接受李鴻章提出的條件，認為李鴻章在外交方面比較能幹。於是往後30年中重大外交事件都安排李鴻章辦理，殊不知法國人只是因為普法戰爭失利，才無暇處理教案。
但是事件後，仍有朝野愛國者認為應乘機利用愛國情緒打擊洋人，「激其忠義奮發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則無以制夷人」，紛紛上書指責曾國藩對外妥協，對內鎮壓。曾的好友左宗棠和名義上的弟子李鴻章為首大罵曾國藩賣國，使這位「中興名將」、「曠代功臣」變成「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國賊，北京的「湖南同鄉會館」中所懸曾國藩「官爵匾額」全被擊毀。曾國藩面對的是排外的舊中國，當時無力回天民智未開的局面，因此還被這些愛國人士搞得名聲掃地，帶着「賣國賊、漢奸、軟骨頭」的罵名離開人世。
既要利用排外來煽動民意，但又對列強自我矛盾的大清，顯然沒有意願深入解決此問題，故此後教案仍時有所聞，1897年，望海樓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後被重建，1900年又在義和團運動中第二次被燒毀。1903年用庚子賠款第二次重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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