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電影 | |
|---|---|
| 银幕数 | 271(2018年)[1] |
| · 人均银幕数 | 2.6萬人(2018年) |
| 电影作品制作(2018年)[1] | |
| 总数 | 53 |
| 观影人次(2018年)[1] | |
| 总数 | 2,554萬 |
| 票房收入(2021年)[2] | |
| 总数 | 12億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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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目為 香港人口及文化系列之一 |
其他香港系列 |
香港电影,又稱港产片,在華語電影和亞洲電影發展史上佔重要地位。自20世紀后期以來,香港電影一度风靡全球,成为华人文化乃至亞洲文化的重要符號[3]。香港電影在長期發展中積累了較為穩固的口碑[4],在商業片和文藝片領域都有傑出成就[5]。
多年来,香港電影在華人世界中廣受歡迎,曾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香港电影”的美譽。香港電影金像獎被視為評價華語電影成就的重要獎項之一。香港電影曾長期以來在大中華地區乃至東亞電影產業中佔有核心地位,曾有觀點將其與印度寶萊塢、美國好萊塢、日本東京以及尼日利亞諾萊塢並列,為全球主要電影生產與出口基地之一[6],惟近年被中國大陸電影與韓國電影所挑戰[7][8]。
1980年代,香港電影在產量、類型、票房以及藝術表現方面均取得顯著成績,形成較為完整的電影工業體系。20世紀末,其電影總產值一度高於印度寶萊塢,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好萊塢,並成為亞洲最大的電影生產與出口基地,因此有「東方荷里活」的雅稱[9]。
英國殖民時期,香港在政治與經濟環境上相對開放,這有助其發展成為華人社會(包括海外華人社群)及東亞地區的重要電影製作中心。即使在1990年代後期產業面臨經濟環境與好萊塢的挑戰,以及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香港電影仍維持一定影響力,继续在國際電影領域佔有一席之地。進入21世紀,香港電影產業繼續調整發展模式,合拍片比例顯著增加,純本地製作的港產片數量逐漸減少,年度電影產量維持較低水平。
近年,一些本地或合拍電影在票房上表現突出,其中《破·地獄》《毒舌大狀》《九龍城寨之圍城》更是取得過億港幣票房收入。然而,至2025年,產業整體票房收入進一步下滑[10],戲院數量減少[11],年度產量維持低位,人才流失現象日趨嚴重,反映市場競爭與外部環境仍持續帶來挑戰[12]。
香港最早的电影放映,可追溯至1897年,莫里斯·萨维特教授(Maurice Charvet)从旧金山来港,在大会堂举办放映会,同年起多部商业电影在港放映。1901年,香港首家電影院「喜來園」開業。
早期的香港電影發展與戲曲紧密相连。1909年拍摄的两部喜剧短片《偷烧鸭》与《瓦盆伸冤》,其内容均取材于戏曲场景,被公认为香港最早的一批电影作品[13]。香港首部故事长片的殊荣通常归于《莊子試妻》(1913年),该片同样取材于戏曲舞台。影片延续戏曲传统,由黎民伟反串妻子角色,其弟饰演丈夫,妻子严珊珊则出演丫鬟配角,严珊珊由此成为中国首位出演电影的女性演员[14]。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發严重阻碍了萌芽階段的香港电影发展,因当时电影胶片供应十分依赖于德国[15]。1923年,黎民偉及兄長成立了香港第一間全資製作公司——民新製造影畫片有限公司,1925年,該公司拍攝的首部故事長片《胭脂》在香港公映,叫好叫座,為香港商業電影發展奠定基礎。

1930年代,香港逐漸停止默片生產,正式進入有聲電影時代,粵語片產量迅速增加。当时國民政府推行“唯用国语”政策,对粤语电影制作持敌视态度,同时以“宣扬迷信与怪力亂神”为由查禁广受欢迎的武侠题材,創作環境相對自由的英属香港遂成为这两种创作潮流自由发展的土壤[16]。“粤语长片”这一称谓随之成为黑白粤语电影的标准名称[17]。
抗日戰爭期間,“国防电影”成为香港電影的重要类型,這種局面隨著香港淪陷而告終。國共內戰爆發後,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才与资本形成涌入浪潮,這促使香港開始取代上海,成為華語電影生產中心[18]。
戰後,香港电影业分化为两条平行轨道:一条是以國語为主导的制片体系(主要面向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群体),另一条则是以粤语为主的制片体系(服务于本地居民),而字幕的出现使两种语言市场的观众都能接触对方语种的影片。国语电影往往拥有更高预算与更精良制作,这得益于其庞大的市场以及上海影人带来的专业经验与资本[19]。
1950至1960年代的粵語影坛最具影响力的明星是任剑辉与白雪仙(简称“任白”)。任剑辉专攻文武生行当,常饰演儒雅书生,白雪仙则多担纲旦角。二人合作拍摄逾五十部影片,其中《紫钗记》(1959)成为历久不衰的经典之作。
低成本武打片同样广受欢迎。关德兴、石堅主演的《黄飞鸿》系列功夫电影约达百部,从《黄飞鸿传》(1949)开篇,至《黄飞鸿勇破烈火阵》(1970)收官[20]。曹達華、于素秋的《如來神掌》系列也深受觀眾喜愛。采用手绘特效的奇幻電影也风靡一时,例如由陈宝珠主演的《六指琴魔》(1965)。
國語片市場的競爭以邵氏兄弟及電懋公司為主。電懋以富有摩登氣息的都市小品見長,邵氏則仿照美國荷里活大製片廠制度,斥資興建邵氏影城,兩大公司競爭漸趨白熱化。源自戏曲的黄梅调音乐片成为重要类型,邵氏破纪录的卖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是该类别的经典之作[21]。电懋公司擅長的摩登歌舞片同样盛行,代表作有《曼波女郎》(1957)与《野玫瑰之恋》(1960)[22]。1964年,電懋的始創人兼首腦陸運濤死於空難,使得邵氏兄弟得到行內較領先的位置。電懋易名為國泰後於1970年終止電影製作[23]。
1960年代末,受到電視興起的影響,各大電影公司開始製作武打设计更具杂技感且暴力呈现更强烈的動作電影,以應對電視導致的觀眾流失。胡金銓的《大醉俠》《龍門客棧》以及張徹的《獨臂刀》《金燕子》都是此時期的傑作[24]。
1970年,采用獨立製片人制度的嘉禾公司成立,該公司因起用李小龍拍攝包括《唐山大兄》在內的功夫片而聲名鵲起,李小龍亦成爲香港首位蜚聲國際的知名電影巨星。其後,許冠文、許冠傑、許冠英三兄弟的港式喜劇和洪金寶、成龍的動作喜劇迅速接棒,屢破本土電影票房紀錄,成爲當時香港電影的金漆招牌。1970年代末,衆多具有學院經驗的年輕導演晉身電影界,拍攝出不同於傳統、帶有强烈個人風格的電影,形成「香港電影新浪潮」。
經濟發展導致的全球范围内电影内容审查的迅速放宽也影响着香港影坛。一种被称为风月片的软性情色类型成为本土特色产品,此类题材在香港所承受的道德压力远小于多数西方国家,它基本属于主流范畴,时而吸引楚原、李翰祥等知名导演参与创作,并常与武侠、古装尤其是喜剧等流行类型融合[25]。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是香港電影的全盛時期,明星演員湧入影壇,題材百花齊放,票房記錄不斷刷新,影響力達到空前高峰。这个年代的港产片无论在产量、票房,还是在质量與艺术性上均达到空前盛世,电影工业迅速呈现出更精良的技术质感与更成熟的视觉风格,包括首次涉足现代特效技术。此時期,香港电影市場产值超越印度寶萊塢,跃居世界第二位[26],仅次于拥有全球市场的美国好莱坞。
嘉禾和新成立的新藝城、德寶成爲影壇三大勢力。新藝城的《最佳拍檔》系列、嘉禾的《警察故事》系列、德寶的《福星系列》開創了港式動作喜劇的熱潮,《英雄本色系列》《龍虎風雲》的走紅,使警匪片和英雄片成爲日後港產片的重要分支。成龍的功夫喜劇、周星馳的無厘頭喜劇、李連杰的傳統功夫電影、徐克的武俠電影、王晶的賭片、吳宇森的暴力美学在亞洲乃至世界影壇大放異彩,備受影迷追捧;王家衛的藝術電影揚名海外,屢獲國際影展殊榮。日後成為世界級巨星的成龍、楊紫瓊、張曼玉、周潤發、梁朝偉,均在這一時期的香港影壇大放異彩。
1990年代,香港电影业步入衰退,[27][來源可靠?][失效連結]。至90年代末,年产量从90年代初期的200多部锐减至约100部。
造成香港電影衰退的原因有很多,例如:
1990年代後期至21世紀初,由香港發跡的眾多巨星逐漸選擇離開香港發展,如吴宇森、成龙、周潤發等。2003年后,香港与内地签订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不少香港电影工作者返回内地,以中港合拍片模式,拍摄制作电影,不过由于要面对内地国家广电总局較為嚴苛的审查和删剪,传统香港电影中天马行空的创意在一定程度上受限。在這一時期,香港電影仍有佳作誕生,以《槍火》《黑社會》為代表的杜琪峰黑幫電影將隱喻與全新拍攝手法相結合,劉偉強和麥兆輝執導的《無間道》系列成為華語影壇經典,並被荷里活購買版權翻拍為奧斯卡最佳電影《無間道風雲》。
进入2010年代,香港电影业在承接1990年代以来的调整期后,经历了一段复杂的演变。2003年CEPA协议签署后,合拍片成为香港电影业的重要支柱。2010年代初,香港电影凭借成熟的类型片(如警匪、动作)一度取得亮眼成绩。《葉問》系列、《寒战》系列、《掃毒》系列、《無雙》、《怒火:重案》等片的口碑与票房成功,标志着港式商业片在兩岸四地仍具号召力[31]。然而,这种繁荣背后隐忧已现。过度依赖警匪、武俠、賭博等固有类型,以及主演阵容被指“演员老面孔”,导致创意疲劳和市场风险增加[32]。合拍片的盛行也引发了关于香港电影 “内地化” 的长期争论。批评者认为,为适应更广阔的市场和审查要求,合拍片在题材和风格上的独特性可能被削弱,同时其高投资也挤压了中小成本纯港产片的资源空间[33]。
与商业大片的路径并行,部分电影人将镜头从枪战爆破转向社会现实与人性幽微。《一念無明》《桃姐》《白日之下》《年少日記》《流水落花》《看我今天怎麼說》等電影聚焦以往港片较少触及的议题,這些電影往往以低成本实现高口碑,为行业注入新鲜血液[34]。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後,香港電影市場一度陷入第二次衰退高潮。2022年起,社会逐漸复常後,《明日戰記》《飯戲攻心》《毒舌大狀》等本土製作電影受到空前追捧,本土票房紀錄屢創新高,這股熱潮在2024年得到延續,《九龍城寨之圍城》《破·地獄》票房均突破1億港元,證明优质内容与本土观众的情感连接依然强大[35]。新冠疫情後面臨的主要挑戰包括人才流失、失去自身定位、倚重內地市場以致原有的東南亞市場漸失、[36]疫情後全球電影業疲弱、電影題材窄化、移民潮、北上消費、消費模式改變及消費力疲弱,電影院因租金、場地使用、政府的規劃等因素結業等等。[37]
香港電影為高度商業化、類型化的電影工業體系,曾以快速迎合市場需求、流水作業狀態著稱,巔峰時期曾有製作周期極短的「七日鮮」一説。
美國電影電影研究者大衛博維爾(David Bordwell)在專著《香港電影的秘密:娛樂的藝術》(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中,將香港電影特色形容為「盡皆過火、盡是癲狂」。波德維爾認為香港電影使用了很多電影藝術的技法,比如快速剪接、鏡頭內的精巧調動等等。他認為這些技藝是香港電影成功的秘訣。相對於劇情縝密和邏輯性,香港電影更注重人物的塑造。很多香港電影劇情的上邏輯性並不十分嚴密,但電影實在塑造了太過精彩的人物。通過人物來推動故事,表達思想,人物成為故事的靈魂。
早於20世紀初香港已有電影院,早期集中在中環一帶,後來才擴展到市區各地。早年的戲院規模很大,擁有逾千座位。惟現時的戲院已變成迷你型,由兩間至數間容納百多人的迷你戲院組成,方便同時播放不同的電影。
| 年份 | 票房收入(港元) | 參考 |
|---|---|---|
| 2008 | $1,105,673,802 | [38] |
| 2009 | $1,177,511,548 | [39] |
| 2010 | $1,339,103,136 | [40] |
| 2011 | $1,392,170,518 | [41] |
| 2012 | $1,559,237,866 | [42] |
| 2013 | $1,625,579,205 | [43] |
| 2014 | $1,647,105,559 | [44] |
| 2015 | $1,986,449,621 | [45] |
| 2016 | $1,947,596,448 | [46] |
| 2017 | $1,854,055,424 | [47] |
| 2018 | $1,957,519,527 | [48] |
| 2019 | $1,923,194,109 | [49] |
| 2020 | $536,925,187 | [2] |
| 2021 | $1,208,971,838 | [2] |
| 排名 | 片名 | 人次 | 年份 | 主演 | 導演 |
|---|---|---|---|---|---|
| 1 | 破·地獄 | 213萬人次 | 2024 | 黃子華、許冠文 | 陳茂賢 |
| 2 | 最佳拍档 | 211萬人次[50] | 1982 | 許冠傑、麥嘉 | 曾志偉 |
| 3 | 最佳拍档3 | 195萬人次 | 1984 | 許冠傑、麥嘉 | 徐克 |
| 4 | 最佳拍档2 | 188萬人次 | 1983 | 許冠傑、麥嘉 | 曾志偉 |
| 5 | 福星高照 | 177萬人次 | 1985 | 洪金寶、成龍 | 洪金宝 |
| 6 | 龍兄虎弟 | 177萬人次 | 1987 | 成龍、譚詠麟 | 曾志偉 成龍 |
| 7 | 半斤八两 | 176萬人次 | 1976 | 許冠文、許冠傑 | 許冠文 |
| 8 | 英雄本色 | 173萬人次 | 1986 | 周潤發、張國榮 | 吴宇森 |
| 9 | 摩登保镖 | 172萬人次 | 1981 | 許冠文、許冠傑 | 許冠文 |
| 10 | 圣诞快乐 | 172萬人次 | 1984 | 麥嘉、陳百強 | 高志森 |
香港目前有設有多所專門的影視製作專業的大專院校,當中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和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更是全球十大卓越電影學院之一[51],而且專業方向分得很細,這為製作劇集提供了培訓人才。
香港有銀都機構擁有的清水灣電影製片廠,邵氏兄弟的邵氏影城私人持有的億寶片場和成豐片場等等[52]。
香港的電影分級制度於1988年立法制定,將電影分為三個級別。其中第IIA級、IIB級的分級只屬勸喻,沒有強制性的法律規限。第Ⅲ級電影則強制禁止18歲以下人士觀看。
| 級別 | 定義 |
|---|---|
| 第I級 | 適合任何年齡人士觀看 |
| 第IIA級 | 兒童不宜 |
| 第IIB級 | 青少年及兒童不宜 |
| 第III級 | 只准18歲或以上人士觀看 |
香港每年均舉行不少的電影節及影展,包括:
電影獎項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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