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其他名为「陈云」的人物，请见「陈云 (消歧义)」。| 陈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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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的标准像 | |
| 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 |
| 任期 1987年11月2日—1992年10月12日 | |
| 总书记 | 赵紫阳→江泽民 |
| 前任 | 邓小平 |
| 继任 | 机构撤销 |
|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 |
| 任期 1982年9月—1987年10月 | |
| 总书记 | 胡耀邦→赵紫阳（代理） |
| 前任 | 新职位 |
| 继任 | 乔石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 |
| 任期 1956年9月28日—1966年8月1日 | |
| 主席 | 毛泽东 |
| 任期 1978年12月18日—1982年9月12日 | |
| 主席 | 华国锋→胡耀邦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排名第一） | |
|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65年1月3日 | |
| 总理 | 周恩来 |
| 前任 | 董必武（政务院副总理） |
| 继任 | 林彪 |
| 个人资料 | |
| 性别 | 男 |
| 出生 | (1905-06-13)1905年6月13日 清朝江蘇省青浦县 （今上海市青浦区） |
| 逝世 | 1995年4月10日(1995-04-10)（89歲） 中國北京市 |
| 政党 | 中國共產黨 |
| 配偶 | 于若木 |
| 宗教信仰 |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
陈云（1905年6月13日—1995年4月10日），曾用名廖陈云，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青浦区）人。政治家、经济管理家。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改革开放以后继续担任党内重要职务。
陈云早年领导上海工人运动，随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随部参加长征，相继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随后赴东北，任东北局副书记。随后担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领导银元之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负责全国经济恢复工作与制定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仅次于毛刘周朱四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之后恢复原职，出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87年，接替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被认为是当时主政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
1905年，陈云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章练塘镇近乡的一户农民家庭中，父亲陈梅堂、母亲廖顺妹[1]:1。他两岁丧父[1]:3，四岁丧母[1]:4，与胞姐陈星由外祖母抚养，过继给舅父廖文光，改姓廖，名陈云[1]:5。1917年，经镇颜安小学校长杜衡伯举荐，免费入颜安高等小学读书[1]:10。1919年，因家贫无力继续求学[1]:13，经老师张行恭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2]:8-11，了解、学习书局的商业运作与财务交易，这段经历是他从事经济职业生涯的开始[3]:2。
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陈云被推选为商务印书馆罢工临时委员会委员长[1]:19，与沈雁冰等一起领导全馆职工大罢工[4]:11。随后由董亦湘、恽雨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3]:3，任中共商务印书馆总支部干事、发行所支部书记，随后连续三次参加上海工人起义[1]:22-25。1927年10月，受中共派遣，离开商务印书馆，到青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暴动[1]:41[5]:305。同年12月，担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1]:44，组织农民革命军[1]:41，改任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1]:45。1928年1月，陈云赴上海筹集武器装备，而淞浦武装部队被国军镇压[1]:50，同年9月重建组织[1]:54；11月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1]:55。1929年4月，担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1]:60。1930年7月，兼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6。
1931年3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变节，陈云协助周恩来处理后续事件中显示出他的机智果断[3]:5-6；同年5月，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重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然而6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被捕，供出周恩来住处，周恩来被迫转移。陈云因此挑起重建中央特科重担，他化名“李介生”，党内被称“先生”，期间处理向忠发案后的中央机关转移；并撤销第四科，并精简其他科室人员；安排特科人员撤离上海，包括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陈赓、陈养山、李强等人；并重建上海的人际关系网[1]:117-118。
1932年3月14日，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121-122。12月23日，在上海会见鲁迅，并将秘密在鲁迅家中居住的瞿秋白夫妇接出转移[1]:143。1933年1月，鉴于上海政治环境恶化，中央机关全体迁往中央苏区，陈云遂跟随博古前往江西瑞金[1]:145，期间负责纠正中央苏区的一些经济政策与执行[1]:148-149。1934年1月，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国统区工作部部长[3]:7，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1]:158-159。
1934年10月，陈云以红五军团中央代表身份参加长征，军团长为董振堂，政治委员为李卓然，参谋长为刘伯承[1]:165-166；期间参加过湘江战役[1]:168-169。同年12月，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并后军委纵队，陈云担任纵队政治委员，与刘伯承、叶剑英搭档[1]:171。1935年1月，军委纵队攻占贵州遵义，陈云任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1]:172；期间出席遵义会议；会议后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174，此后组织部队参与四渡赤水[1]:176-178。5月上旬，红军渡金沙江时，陈云任渡河司令部政治委员，负责在南岸指挥部队上船[1]:180；促使三万红军在十天内渡过金沙江，使得中央红军摆脱了国军十余万部队的追截[6]:8。6月，他奉命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秘密离开，由当地中共组织派席懋昭护送，经荥经、雅安、成都到达重庆[1]:186[6]:9-10，后只身去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187。
然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鉴于上海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陈云、潘汉年在上海难以立足，指示他们同赴苏联[1]:188[6]:10。同年9月，同陈潭秋、曾山、杨之华、何实嗣等人抵达苏联[1]:190。后并入列宁学校学习，学习政治经济学和英文[1]:191。1936年3月，陈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担任助理副教授[1]:194。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组建西路军，试图打通通往苏联的国际通道，陈云担任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代表团准备接应[1]:199-200。然而，西路军在与马家军的交战中因援助不力，几乎全军覆灭[6]:16-17；残余部队在李卓然、李先念的率领下西出祁连山，抵达新疆星星峡[1]:202-203。1936年12月8日，陈云奉命离开莫斯科，赴新疆援接西路军[1]:204。1937年，到达新疆迪化，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说服盛世才带领部队，援接李先念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1]:205，并带领部队进入迪化休整[1]:206-207。1937年11月，陈云返回延安[1]:213。
同年11月29日，抵达陕西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3]:14，负责组织管理中共党员党籍、入党、筹建学校及培养干部[6]:23-25[1]:209-210。尽管拥有大量权力去组建政党团队和后备力量，但他却没有利用它去建造自己的帝国[3]:17。1938年3月，同于若木结婚[1]:219，婚后经常将一些孤烈士遗孤带到家中吃饭辅导[1]:220。4月30日，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1]:222。12月，短期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一职[1]:233[6]:19。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救济委员会，负责救济被捕同志。救济委员会内部工作由陈云负责，外部工作由董必武负责[1]:291。1941年，主管南方工作委员会；之后数年中，陈云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参与到中共中央的政治决策领域中，指挥指导中共在国统区的活动与安排[6]:19。1942年5月，他担任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委员，参加整风运动，增强党组织对军队的领导力[1]:349-350。1943年3月，因操劳过度，毛泽东安排其居住在枣园修养一年[1]:376，彭真代理中央组织部部长[6]:26。陈云在主管中组部的七年中，中共党员从3万上升至121万[6]:89-124，培养并向全国输送了大批干部[6]:29-30。然而他执意反对康生在湖西事件、“拯救运动”中夸大右派、肃托及打压迫害干部行为[6]:113-118；反对江青转入鲁迅艺术学校[3]:16；以及在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问题上，他也表达了反对意见；这些事情却给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击迫害，埋下了伏笔[6]:159-160。
1944年3月6日，陈云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1]:381[6]:186。因为大量工作涉及到关于生产、货币、黑市、预算、汇率和交易，他在这个阶段中积累了大量的金融和财经经验[1]:382-395；也成为他政治生涯中，领导中共财经工作的开端[6]:193。1945年6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418；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工作，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424。
1945年9月，因为日本投降，苏联计划撤退出中国东北，国共双方均筹划进占东北。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陈云任东北局委员，立即赶赴东北开展工作，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1]:425。
同月18日，陈云从延安经山海关到达沈阳，并与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接洽筹备工作[1]:426。11月，他赶赴长春，筹建并担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建立中共在吉林省的领导[1]:429；月底兼任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北满军区政治委员，创建北满根据地，组织进剿当地武装[1]:435。1946年4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北满军区哈尔滨前线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4月28日，进驻哈尔滨[1]:455。5月，因第二次四平战役中东北民主联军失利，共军范围撤退出吉林长春，退守哈尔滨，中共中央遂批准将北满分局与东北局合并。6月16日，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分管财政经济和后勤工作[1]:463-465。
1946年10月，国军通过“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派遣十万部队进攻南满，共军被迫从安东、通化等城市撤退。至11月下旬，中共南满根据地仅剩下临江县、长白县、抚松县、濛江县、辑安县五座小县，形势十分危机[1]:471。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派遣陈云、萧劲光、萧华成立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组织反抗。陈云兼任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萧劲光任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华任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机[1]:472。12月，在七道江会议上，陈云坚持主张所在部队坚守南满，反对北撤到北满的方针[1]:476。
而此时，由杜聿明率领的国军进攻北满共军根据地，陈云同萧劲光指挥辽东军区部队，采用迂回渗入的敌后游击作战策略，与国军在吉林临江地区焦灼，即东北临江战役[1]:477。同时林彪指挥北满部队三次南越松花江，牵制国军力量[1]:478；战役持续到1947年4月，以国军在通化西北红石拉子地区主力覆灭为结束，史称“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此战役的结束标志着国共双方在东北战场上，攻守局面彻底改变[1]:492。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战役，使得满洲各根据地连成一片，并将国军限制到大城市及铁路沿线[1]:495-496，陈云兼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书记[1]:497，同年七月，他领导辽东地区进行土地改革[1]:499-500。1948年初，陈云从辽东回到哈尔滨，经过三个月短期调养后，他担任新成立的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1]:510-511。8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陈云当选为主席[1]:520。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成立，陈云兼任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仍然主管东北经济[1]:521。11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沈阳，陈云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537-539。1948年12月，因高岗赴中央参加会议，陈云短暂代理中共中央东北局活动[1]:542。1949年2月，他参加了西柏坡会议[1]:554，之后返回东北，这段时间中，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保持与苏联、朝鲜、香港的贸易联络，并积极与华北、华南的中共组织合作提供援助和支持[1]:554-560。
1949年3月14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中央应即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首先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并加入东北、华东、西北、华中各区财政经济工作负责人为委员，依靠华北政府各部及其直辖的各省市，进行业务。并决定由陈云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1]:558。5月9日，陈云抵达北平参加筹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1]:564；7月正式成立，由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成立[1]:569。
上海战役结束后，因上海面临煤炭粮食短缺、金融物价波动，加上十五万国军投诚，上海经济面临崩溃。为此，中财委召集的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领导干部会议在上海开幕（即上海财经会议），陈云主持会议，着手重点解决上海经济[1]:570。当时尽管解放军占领上海，人民币仍然无法在上海金融市场上立足。为贯彻中央政府推行人民币为法定货币的指令，陈云发动了“银元之战”，即最初采用抛售银元、禁止银元流通等方式打击投机，但效果甚微。银元对人民币的价格仍然高增不止，为此华东局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经济及政治兼顾的方式稳定上海金融市场。之后上海商人恶意囤积粮食、棉花和煤炭，为此陈云组织“米棉之战”，转移华东地区的储备，才彻底稳定了上海市的物价[1]:571。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10月1日，陈云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7]:1。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部长[7]:3-4。11月，主持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会议，研究稳定市场物价，并支援朝鲜战争、以及重大城市的供给[7]:4-5。1950年2月，主持全国财政会议，研究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政策和措施[7]:29-34，次月政务院通过其起草的《关于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7]:35-36；到四五月间，中国大陆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7]:49。5月8日至26日，陈云主持北京、上海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研究商品滞销问题。会后开始调整工商业，调整国营与私营企业关系[7]:52-53。6月4日，因任弼时病重，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陈云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并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组成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主席团[7]:56。同年10月，任弼时逝世后，陈云正式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7]:69。1950年11月15日至27日，陈云主持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因朝鲜战争爆发，财经工作重心从稳定市场调整为国防，并提高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7]:71-72。
1951年5月，陈云参加主持西藏和平谈判，之后着手进行西北油田、淮河治理[7]:104-106。1952年8月至9月，随同周恩来等出访苏联，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工程、生产橡胶、中蒙铁路、旅顺口海军基地等问题与苏联协商[7]:147-149。然而因为多年积劳成病，1953年2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后，陈云被送往医院[7]:164；之后被安排疗养，期间中财委由副主任薄一波领导[7]:168。同年6月，全国经济会议上，高岗因私人免征批发税而与薄一波产生分歧，高岗借此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出现路线问题[7]:170。7月23日，邓小平和陈云被调回北京参加会议，会议中陈云站在了刘少奇、薄一波一边；随后邓小平代替薄一波职位，与陈云搭档在中财委工作[7]:171。12月，高岗开始积极私下与陈云、邓小平联系，试图说服几人排挤刘少奇、周恩来[7]:192。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开始反对高岗、饶漱石，陈云并以张国焘映射暗示[7]:196。之后高岗自杀、饶漱石被捕，史称“高岗饶漱石事件”。
1954年4月，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组长，主持制定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7]:207。同年9月29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陈云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7]:221；随后他着手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7]:222；他开始着手对公私合营等经济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定了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模式[7]:273-280。1955年下半年，由于各地对经济走势持过于乐观态度，加快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公私合营的进度，并设置过于理想的冒进目标，导致经济出现混乱和紧张局面[7]:311。1956年初，周恩来、陈云等人努力并最终成功遏制冒进势头，确保经济平稳上升并回归理性[7]:337、348。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7]:332。1957年1月10日，陈云还兼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成员有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7]:361。
然而反冒进的行动招致了毛泽东等人的反感[7]:399，恰逢陈云深感身体不适，请求休养，并趁机到各地考察上海、苏州、重庆工厂进程[7]:405-408。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与陈云的“反冒进”[8]，称道：“就只有陈云懂经济，我就不能领导经济？”陈云因病未出席此次会议[7]:408；之后毛泽东开始大力宣传激进式发展，展开大跃进[7]:409，最终造成了三年的国民经济危机；陈云被迫在多次会议中承认错误[7]:410-412。1958年10月，他兼任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并对东北三省和南方九省市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改进[7]:433。1959年3月，陈云因心脏病离京赴桂林、杭州休养，休养期间仍然到东北、华东、江浙等地考察农业、钢铁、矿产等问题[9]:7-8。当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时，毛泽东再次重用陈云，委托他调整关系经济全局的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大炼钢铁问题）[9]:8-13。因为身体不适，他请求休养，从而绕开了之后的八届八中会议（庐山会议）[9]:23-24，也规避了后续的反右倾运动，而得以在上海、苏州去研究评弹[9]:31-33，并向马寅初赞许其计划生育的主张[9]:30-31。1961年，他并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动员城镇两千万人下乡、通过几种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等措施，恢复国民经济[9]:59-62。
1962年1月，鉴于中国基层对于大跃进的严重不满与困惑，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最后形成了对大跃进的广泛批评；然而作为资深经济领域专家的陈云却婉言谢绝毛泽东的邀请，在大会中缄默不语[9]:105-106。同年2月下旬，北京中南海西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陈云作《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报告，指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9]:110-113。3月7日，在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话，着重谈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综合平衡[9]:113-115，并向毛泽东建议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9]:118。然而他因心脏病、心绞痛，此后的数年中，他仍然在南方各地进行疗养[9]:121。
196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将矛头指向刘少奇，并随之发动文化大革命[9]:139。尽管陈云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和毛泽东一致的立场；同月13日，康生仍然率先发难陈云，称其“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毛泽东）对立的。”[9]:140不到半年中，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接连被打倒；1967年1月，在陈伯达的煽动下，1月19日、21日，陈云家两次被红卫兵抄家[9]:143-144；周恩来私下保护他到中央联络部十八所休息。对于被抄家，陈云却泰然表示“没有关系，让他们抄吧，反正没有多少东西了。”[9]:144。而此时反抗他的红卫兵力量愈发强大，“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展开誓师大会[9]:145。自感被排挤的陈云在年底给儿子陈元表示，将把后面的时间用于集中阅读，以准备后面的五年计划[9]:145。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谢富治借机攻击陈云的经济政策，陈云被迫做出检讨[9]:148。1969年4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他离开了中央政治局，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9]:150。同年10月20日，他被下放到江西南昌青云谱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9]:153，妻子于若木和孩子们都被分散安排到各地[9]:154。1970年6月，于若木在五七干校张贴揭发江青铺张浪费的大字报，被开除党籍、隔离审查[9]:158。
1972年，林彪的死訊傳到江西，陈云说道：“林彪比我小两岁”、“主席很快就会让我回北京了”；同年4月24日，他由南昌返回北京[9]:169；不久于若木也随单位迁回北京，夫妻再次能够团聚[9]:172。1973年，陈云开始协助周恩来研究中国当时国际经济形势，并讨论当时对外贸易、熟悉新形势下的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经济体制[9]:176-178；10月3日，他赶赴广州参加商品交易会[9]:182，并指导外贸部熟悉国际市场交易[9]:183-184。10月10日，为对外贸易部起草向国务院的报告，并建议中国改变单纯购买外汇，并兼顾筹建中国的黄金储备[9]:188。1975年1月，他担任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9]:195。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同年9月下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酝酿粉碎四人帮集团；叶剑英托王震找陈云商议对策。陈云起初考虑采用召开中央全会解决，但却感到没有把握，最终只能暗示叶帅采取非常手段[9]:204。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发动怀仁堂事变，逮捕“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9]:204。
文化大革命后，华国锋和邓小平的矛盾开始出现。陈云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示拥护邓小平立场，并反对华国锋“两个凡是”理论，促使华国锋离开中央政治舞台[9]:207-208。之后他积极参与从事审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并对受到迫害的人们进行追悼、平反[9]:231。1978年12月，他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9]:230，分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公安、检察、法院、民政等中央政法部门[9]:232；他指出中纪委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9]:234。1979年2月，邓小平请求陈云协助分析中越边境冲突，在陈云的支持下，邓小平命令发动中越战争，战争在一个月后结束[9]:236。同月，中纪委会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案件进行复查，最终形成平反决定[9]:207-208。
此外他仍然集中关注中国的经济走向。1979年3月，他就开始撰文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强调对资源的分配比例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9]:238。1979年3月14日，他担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并在同年5月调查建设宝山钢铁，开始聚焦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9]:245。7月1日，陈云、薄一波、姚依林被任命国务院总理，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9]:249。同年10月，他被检查出患有结肠癌，并于10月24日做结肠癌切除手术[9]:254。同年底，在讨论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的量刑时，他却坚决主张“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反对把江青、张春桥处以死刑[9]:381。
1980年6月后，他的身体状况逐渐恢复，回到工作中，期间积极促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集团领导制[9]:257、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组织培养年轻干部梯队[9]:259。8月30日，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9]:259。1981年，他主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复查潘汉年案，将调查的范围延长到文化大革命之前[9]:269。同年三月，参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评价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为[9]:260-265。在审定反思过去错误的政治历史后，陈云组织考察处理干部新老接替的发展问题[9]:276，筹建青年干部局、改善知识分子待遇[9]:300。9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9]:305。
1981年，陈云提出“鸟笼经济”理论，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是在计划指导下进行，反对冒进式的发展[9]:309。1987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陈云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接替邓小平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这一期间，他提出了“对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社会主义经济不仅要有计划，而且要有市场调节”，“执政党的党风事有关党的生死存亡”，“大量提拔培养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是党中央的当务之急”等观点；海外媒体称其为治国八老之一[10]，持续影响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决策[11]。1987年1月14日，陳雲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对胡耀邦进行了批评，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12]。11月，陈云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等职务，随后陈云接替邓小平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13]:319。1989年5月26日，主持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主张反对学生运动[9]:424-425，並采取以军事手段镇压。[14]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不再设立，陈云开始过着退休生活[9]:444。1994年5月25日，他因肺炎住进北京医院，此后再未出院[9]:450。1995年4月10日下午2时4分，陈云逝世，江泽民陪护到他最后一刻[9]:453。4月12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出讣告[9]:454。4月17日，遗体在北京火化，遵遗嘱，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株雪松下[9]:454-455。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陈云的座右铭，他的整个经济和政治措施均以实事求是为指导[16]，并坚持“交换、比较、反复”的辨证方式[9]:381，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通过各种方案的比较得出正确的结论；通过反复的考虑再作最后决定[17]。1990年1月24日，他将这十六字理论写入一幅条幅，赠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以勉励[18][9]:430；之后又撰写赠与朱镕基、吴邦国、黄菊等人，勉励其进行上海地区改革[9]:437-438。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旨在强调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陈云在1956年9月20日的中共八大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一项经济思想。1949年后，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经济发展程度与情况存在问题和特性，陈云主张在工商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并以个体经营进行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以计划生产为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国家计划许可范围中进行补充性的自由生产；在流通领域，坚持公有制分配为主题，并允许有限的自由市场[2]:729。这点情况有别于苏联经济模式，但又与市场经济存在区别[19]。他的思想和主张贯穿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跃进后期的经济调整中，对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进行按比例发展，建立基本货币制度、发行和管理统一货币（第二套人民币）；以及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敢于利用西方国家信贷体系、组建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20]。他主张在中国经济中政府必须保持平衡管理，即政府收入和开支平衡、进出口平衡、主要商品的供需平衡等[21]。
“鸟笼理论”或称“鸟笼经济”，最初是黄克诚提出的[9]:311，其寓意市场经济是“鸟”，计划经济是“笼子”，“鸟应关在笼子里”，意指提倡“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模式[22]。陈云在1956年曾以这个观点推行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佐的经济模式；然而因为政治变迁，这一思路在1982年重提[9]:311-312。是指强调搞活经济，市场调整，不能离开计划的指导[9]:313。这一理论和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更多是两人性格和经历中“谨慎与积极”的差异[23]，而非支持与反对的不同[24]。中共官方和一些学者[25]主张鸟笼经济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类过渡经济理论和方式[26]，并有弹性的解释[27]，陈云也在上海浦东、深圳特区发展[9]:443等很多场合中，表达自己对改革的支持[9]:441。而一派学者则认为鸟笼经济是反对或限制改革的中共保守思想[28][29][30]。
陈云对新闻法持否定态度，认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31]
许多地方提及陈云的“遗训”[32][33]：“一、中国人好管，饿死也不会造反。[34][35][36]二、党内斗争不要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见面。[37]三、权力要移交给自己的孩子，不然以后会被挖祖坟。[38][39]
1956年9月13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陈云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起被推举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候选人，毛泽东评价陈云说：“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到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7]:331
胡乔木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又评价陈云：“我不能搞经济工作，我不懂。我认为我这一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样大了，还是陈云搞得好。”[40]1961年6月24日，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王任重谈话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40]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称评价陈云说：“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40]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经济主张也受到反对。1968年，康生、谢富治先后对陈云发难，称他是：“陈云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他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9]:148。
1995年4月12日，中国共产党官方发布讣告，称赞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各族人民彻底解放、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顽强奋斗的光辉的一生。”“陈云同志在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9]:454
陈云在去世后仍然受到官方和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中共中央召开“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吴邦国主持大会、胡锦涛发言，称赞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坚持原则，光明磊落，不居功，不自恃，始终能够摆正个人和党的位置。陈云同志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也遇到过曲折，但他始终顾全大局，维护团结，既不随波逐流，也不消沉退避。”[41]
陈云与夫人于若木共有5名子女，分别为大女儿陈伟力、儿子陈元、女儿陈伟华、女儿陈伟兰和小儿子陈方。长女陈伟力担任中智集团董事长[42]。长子陈元担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10]、全国政协副主席[43]。次女陈伟华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历史教师[44]。三女陈伟兰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45]。幼子陈方是中山实业公司总经理[42]。
陈云酷爱评弹，是他最热爱的娱乐之一。早在十岁时，他就经常和姨夫去看评弹[9]:8-13；之后他在政治生涯中，也经常过问上海、苏州的评弹业行情和新闻[9]:27，甚至亲自指导当时的评弹台风，鼓励教学和交流活动[9]:28-30。1979年11月，在结肠癌切除手术后，仍然住院中的陈云应苏州评弹学校邀请，为该校提写校名，并致信周良道：“我的题字实在不能登大雅之堂。但经你一再催促，评弹又是我喜欢的文艺，所以遗嘱写上六个字，不知可用否？”[9]:2541987年1月13日，他为苏州评弹学校题名[9]:401。
尽管陈云在1982年10月公开反对修建纪念堂[9]:307，在他去世后，他幼年时居住的老宅被改造为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2000年6月6日开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题写馆名。纪念馆占地52亩，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共分四个展厅，采用图片、文献、实物等展现陈云生平。纪念馆还有镌刻碑廊，用以展示以陈云本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书法作品。2005年，当地政府在他故居前修建陈云铜像[46]。中国人民银行也于同年6月13日发行陈云诞辰100周年金银纪念币一套[47]。
coauthors (帮助)|date=中的日期值 (帮助)| 第六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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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含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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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949年10月19日至1954年9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是董必武。 注2：2006年至2008年，在黄菊病重期间及逝世后，由副总理吴仪顺位接管其工作。 | ||
 宪法起草委员会（1953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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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成立，1954年9月8日完成宪法草案起草，9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讨论通过并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9月20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
主席 | |||||
委员 | |||||
秘书处[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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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修改委员会（1980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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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 | |||||
副主任委员 | |||||
委员 | 103人，按姓氏笔划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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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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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天市政公所筹备处市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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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天市政公所市长 | |
 沈阳市政公所市长 | |
 奉天市公署市长 | |
| （苏军占领）沈阳市人民维持地方治安委员会会长 | |
| 附：（苏军占领）沈阳市卫戍司令部司令员 | |
| 沈阳市民主政府市长 | |
| 沈阳市政府市长（续） | |
附： 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 |
| 沈阳特别市政府市长 | |
| 附：沈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 |
| 沈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 |
| 沈阳市人民委员会市长 | |
| 沈阳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 |
| 沈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 |
| 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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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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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相关人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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