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日耳曼主義（德語：Pangermanismus，又譯泛德主義），或称全德意志运动（Alldeutsche Bewegung），是一種泛民族主義，主张将全部的德意志人、讲德语者，甚至可能还包括非德意志的日耳曼民族，都统一到一个称作大德意志的单一民族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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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日耳曼主义在19世纪德意志统一时期对德国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1871年德意志帝国作为民族国家建立，但并未包括瑞士德语区[a]、哈布斯堡奥地利、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即小德意志方案）。在20世纪上半叶，它在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中依然具有重要影响。从19世纪晚期开始，许多泛日耳曼主义思想家（自1891年起组织于泛德意志同盟（英语：Pan-German League）中）公开采纳了民族中心主义思想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最终催生了纳粹德国在奥地利出生的阿道夫·希特勒领导下自1938年推行的“重返帝国”外交政策，这成为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1][2][3][4]大德意志的设想曾以大日耳曼国（全称为“德意志民族的大日耳曼国”）形式尝试付诸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泛日耳曼主义和相关思想遭到明显的反弹与排斥。今天，泛日耳曼主义主要局限于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民族主义团体，尤其集中在政治右翼。
泛日耳曼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战争时期浪漫民族主义的兴起，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和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是其中的早期倡导者。自宗教改革以来，德意志人大多一直是一个松散而分裂的群体。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为一块块诸侯国。
大德意志方案的支持者主张在奥地利帝国境内奥地利德意志人的领导下，将欧洲所有讲德语的人统一起来。泛日耳曼主义在1848年革命者中广泛流行，其中包括理查德·瓦格纳和格林兄弟。[3]作家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保罗·安东·拉加尔德（英语：Paul de Lagarde）主张德国应在中欧和东欧取得霸权。在这些地区，德意志的支配地位早在公元9世纪的“东向移民运动”中就已开始，当时日耳曼人向斯拉夫和波罗的海民族的土地扩张。在泛日耳曼主义者看来，这一运动被视为“东进”，即德国人天生应当向东迁移，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生存空间”，并与那里的德意志少数群体重新汇合。
《德意志之歌》由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英语：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于1841年创作，在第一节中将“德意志”界定为“从马斯到梅梅尔/从埃施到贝尔特”，也就是说把东普鲁士和南蒂罗尔都包含在内。
回顾1848年的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卡尔·马克思在1853年指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本该结盟，却在内部相互争斗。这样一来，这两个同属一个伟大种族的民族，只是为他们的世仇——斯拉夫人——铺平了道路。”[5]
“在政治地理上，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德国。这里只有一些王国、大公国、公国和诸侯国，它们由德国人居住，却各自由独立的君主统治，拥有完整的国家机器。然而，在表层之下，自然存在着一种趋向民族情感的暗流，推动着德国人联合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由共同的领袖来统率，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整体。”
到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和奥地利已成为由德语精英主导的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两者都在寻求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领土。奥地利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一样——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讲德语的人口并不占绝对多数。由于其他民族，尤其是匈牙利人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奥地利最终被改组为奥匈帝国。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奥托·冯·俾斯麦借助民族主义的浪潮统一了北德各邦。1866年的普奥战争后，俾斯麦将奥地利和奥地利德意志人排除在德国之外，随后经过几年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在1871年实现德意志统一，建立了由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帝国，并宣布威廉一世为统一德语国家联盟的元首。但与此同时，帝国无视了数百万希望摆脱德意志统治、寻求民族自决的非德意志族群（如波兰人、丹麦人、索布人等）。[7]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泛日耳曼主义的理念发生了剧烈变化。最初，泛日耳曼主义者的目标是将欧洲所有讲德语的人口统一到一个名为“大德意志”的民族国家中。在这一设想中，“讲德语”有时甚至被理解为“讲日耳曼语”，从而把低地国家的弗里斯兰语、荷兰语人口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也囊括其中。[8]
尽管俾斯麦在1871年建立“小德意志”国家时将奥地利和奥地利德意志人排除在外，但把奥地利德意志人纳入德国的愿望，仍然是奥地利和德国许多人心中的强烈诉求。[9]奥地利最激进的泛德意志主义者格奥尔格·冯·舍纳勒（1842—1921）和卡尔·赫尔曼·沃尔夫（德语：Karl Hermann Wolf）（1862—1941）在奥匈帝国境内明确表达了泛德意志的思想。[1]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对罗马天主教的反对。“离开罗马！（英语：Away from Rome!）”运动（约始于1900年）号召讲德语的人认同路德宗或旧天主教会。[4]1891年，莱比锡大学教授、帝国议会成员恩斯特·哈塞（俄语：Ernst Hasse (Politiker)）组织建立了“泛德意志同盟（英语：Pan-German League）”，使泛德意志运动获得了制度化形式。这个极端民族主义[10]的政治利益团体鼓吹帝国主义、反犹主义，并支持生活在他国的德意志少数民族。[11]该组织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中得到了广泛支持，推动了德国民族主义意识的传播，尤其是在德国境外的德意志人群中。在其三卷本著作《德国政治》（1905—07）中，哈塞呼吁德国在欧洲进行帝国主义扩张。慕尼黑教授卡尔·豪斯霍费尔、埃瓦尔德·班泽（德语：Ewald Banse）以及小说《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英语：Volk ohne Raum）》的作者汉斯·格里姆（英语：Hans Grimm）也宣扬类似的扩张主义政策。
在德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英语：Germ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时，帝国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批准了九月计划，提出德意志帝国应利用这场战争来谋求领土吞并，其内容与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要求相似。西德历史学家弗里茨·费歇尔在其1962年的论文《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目标（英语：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中提出，这份文件和其他材料显示，德国应对一战的爆发负有责任，并且有意实现泛德意志主义的目标。不过，后来也有历史学者对此结论提出异议。当时的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因坚持推行无限制潜艇战而与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发生冲突，最终在压力下辞职。[12]辞职后，提尔皮茨将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团结在帝国议会中的德意志祖国党（英语：German Fatherland Party）旗下。[13]
1848年哈布斯堡领地爆发革命时，自由民族主义革命者曾主张“大德意志”方案。但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奥地利战败并被排除在德国之外；与此同时，随着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内部的族群冲突日益加剧，奥地利出现了一个德意志民族运动。[14]在激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奥地利反犹主义者格奥尔格·冯·舍纳勒的领导下，“泛德意志协会”等组织要求把所有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德语地区并入德意志帝国，并强烈反对奥地利民族主义以及泛奥地利身份认同。舍纳勒那种以本土运动为核心、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后来成为阿道夫·希特勒纳粹意识形态的重要灵感来源。[15]
1933年，奥地利纳粹与民族自由主义的大德意志人民党组成了一个行动集团，共同反对奥地利法西斯式的联邦国家政权。该政权试图塑造一种独立的奥地利民族认同，并声称奥地利人是“更好的德国人”。库尔特·舒施尼格采取了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称奥地利是“更好的德意志国家”，但他仍竭力维持奥地利的独立。[16]随着1938年德奥合并的发生，奥地利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历史目标终于实现。[17]
1945年纳粹德国覆灭、二战结束后，因泛德主义与德奥合并紧密联系于纳粹主义，这些思想逐渐失去支持，使奥地利人得以发展出独立的民族认同。然而，这类观念后来仍在独立联盟（英语：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s）的德意志民族派以及奥地利自由党早期阶段被重新提出。[18]
把说北日耳曼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纳入一个泛德意志国家的构想，有时被称为“泛日耳曼主义”，[19]它与主流的泛德思想并行传播。[20]雅各布·格林采纳了蒙克的反丹麦泛德意志主义，主张在丹麦人到来之前，日德兰半岛全境都由德意志人居住，因此德国有理由收回该地，而丹麦其他地区则应并入瑞典。这一观点遭到了考古学家延斯·雅各布·阿斯穆森·沃萨（英语：Jens Jacob Asmussen Worsaae）的反驳。他曾发掘过丹麦边防工事丹麦长城（英语：Danevirke）的部分遗址，认为根本无法确定丹麦最早居民所使用的语言。他还指出，若以此逻辑推演，德国在法国和英国的大部分地区反而拥有更坚实的历史主张，而斯拉夫人也同样可以据此吞并德国东部的一部分地区。不论沃萨的论证多有说服力，泛德主义依然激励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并最终导致1848年的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也正因如此，泛德思想在丹麦的影响远不及在挪威。[21]在挪威独立运动中，泛日耳曼倾向尤为普遍。著名支持者包括彼得·安德烈亚斯·蒙克（英语：Peter Andreas Munch）、克里斯托弗·布鲁恩（英语：Christopher Bruun）、克努特·汉姆生、亨里克·易卜生和比约恩斯彻纳·比昂松。[3][22][23]比昂松（挪威国歌歌词的作者）在1901年公开宣称：
我是一个泛德意志主义者，我是一个日耳曼人，而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让南日耳曼民族与北日耳曼民族（英语：North Germanic peoples），以及他们在海外的兄弟们团结在一个共同的联盟中。[3]
在20世纪，德国纳粹党试图建立一个“大日耳曼国”，将欧洲大部分日耳曼民族纳入其中，由德国主导，其中包括丹麦人、荷兰人、瑞典人、挪威人以及弗拉芒人等。[24]
针对纳粹德国的泛日耳曼野心，反德斯堪的纳维亚主义在1930至1940年代的丹麦迅速兴起。[25]
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了将泛德主义付诸实践的首次尝试，而泛德运动则强烈主张扩张性的帝国主义。[27]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讲德语的精英在中东欧的影响力大幅削弱。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的领土大幅缩小。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后，也受到了法兰西化（英语：Francization）的影响。奥匈帝国被拆分，一个残存的奥地利国——在一定程度上对应奥匈帝国的德语地区（由于存在多语区和语言飞地，不可能完全按语言划分）——曾采用“德意志奥地利”这一名称，希望与德国实现统一。然而，《圣日耳曼条约》禁止了其与德国的合并，并要求将名称改回“奥地利”。
正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奥地利出生的阿道夫·希特勒在刀刺在背传说的影响下，首次在其《我的奋斗》中接受了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27]希特勒于1918年结识海因里希·克拉斯（英语：Heinrich Claß），克拉斯在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中为希特勒提供了支持。希特勒及其支持者与泛德意志同盟（英语：Pan-German League）在大多数基本理念上高度一致，但政治风格的差异导致两者公开对立。波希米亚的德国工人党切断了与泛德意志运动的联系，认为其过于受上层阶级主导，并与安东·德雷克斯勒领导的德国工人党联合，这个党后来发展为纳粹党，自1921年起由阿道夫·希特勒领导。[28]
纳粹宣传还使用了政治口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以在奥地利强化泛德意志情绪，推动德奥合并。
纳粹为其设想中的国家选择的名称，是故意呼应中世纪存在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在纳粹史学中被称为“第一帝国”。[29]纳粹政府既颂扬又讽刺这一中世纪帝国在德国历史中的不同遗产。希特勒欣赏法兰克帝国皇帝查理大帝的“文化创造力”、组织能力以及对个人权利的否定，[29]但他批评神圣罗马皇帝未能推行类似于自己“东方政策”的策略，而政治上过于专注南方。[29]德奥合并后，希特勒下令将维也纳的旧帝国御用宝物（英语：Austrian Crown Jewels）——包括帝国皇冠、皇室之剑、圣枪等——转移到纽伦堡，这些宝物曾在1424年至1796年间存放于此。纽伦堡除了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非官方首都外，也成为纽伦堡党代会的举办地。此次宝物转移不仅旨在为希特勒的德国赋予“旧帝国”继承者的合法性，同时也削弱了维也纳这一曾经的帝国居所的地位。[30]
1939年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后，希特勒宣称神圣罗马帝国已“复活”，尽管他私下仍认为自己的帝国优于古老的“罗马帝国”。[31]与“巴巴罗萨那让人感到不适的多民族天主教帝国时期”不同，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国将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家。[31]它的建立并非简单回归中世纪的价值观，而是“向新的黄金时代推进，在这一时代中，过去最优秀的元素将与现代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相结合”。[31]
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边界也被纳粹党用作领土修正主义的依据，对曾经属于该帝国的现代领土和国家提出主权要求。早在战争爆发前，希特勒就曾梦想废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条约赋予帝国领土几乎完全的主权。[32]1939年11月17日，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彻底废除这一历史条约是纳粹政权的“伟大目标”，[32]由于该条约是在明斯特签署的，因此也将正式在同一城市废止。[33]
“重返帝国”是纳粹实施的一项政策，旨在说服生活在纳粹德国以外的德意志族群（如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努力将这些地区“带回”到大德意志中。这一理念也为更大范围的国家设想铺平了道路，即纳粹德国试图建立的“大日耳曼国”。[34]这个泛日耳曼帝国计划将几乎整个日耳曼欧洲纳入一个极度扩张的“大日耳曼国”。在领土上，这包括已经扩大的帝国本身（由1938年前的德国及随后并入大德意志国的地区（英语：Areas annexed by Nazi Germany）组成）、荷兰、比利时、被视为历史上和民族上属于日耳曼的法国东北部地区（英语：Zone interdite）、丹麦、挪威、瑞典、冰岛、瑞士德语区（至少），以及列支敦士登。[35]最显著的例外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的英国，它并未被规划为德国的一个省份，而是作为德国的海上盟友存在。[36]
德国在其东方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广大地区设立的专员辖区也被规划为未来整合的一部分，其规划甚至延伸至伏尔加河，甚至乌拉尔山脉以东。这些地区被视为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关键，因为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信条之一是德意志民族需要“生存空间”，因此形成了东进的动力，以寻找可供殖民的土地。纳粹明确将这一模式借鉴自美国旧西部的“昭昭天命”及其对原住民的清除。
随着武装党卫军的外国志愿兵越来越多地来自非日耳曼民族，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该组织的一些领导层（如费利克斯·施泰纳）开始认为，大日耳曼国的设想应让位于一个由德意志霸权统一、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为共同目标的欧洲自主管理国家联盟的构想。[來源請求]武装党卫军将成为这一共同欧洲军队的核心，每个国家派出自己的部队代表。[來源請求]然而，希姆莱本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在1943年4月，他在对党卫队第1师、党卫队第2师以及党卫队第3师的官员发表演讲时坚持了他的泛日耳曼主义愿景：
我们并不要求你放弃自己的民族。……我们也不要求你出于投机而成为德国人。我们要求你将你的民族理想服从于一个更高的种族与历史理想——即日耳曼国。[37]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失败导致泛德主义衰落，就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泛斯拉夫主义走向消亡一样。[來源請求]德国本土部分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被分为苏联、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占领区，随后又分裂为西德与东德。奥地利与德国分离，奥地利的德意志身份认同也被削弱。二战欧洲战场结束后，德国遭受的领土损失甚至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量德国东部地区直接被苏联和波兰吞并。德国人的失败规模前所未有；由于泛德主义被纳粹党与“优等民族”和北欧主义的种族概念捆绑，它逐渐成为禁忌话题。然而，1990年两德统一后，关于泛德主义的旧争论再次被提起。[38]
18世纪及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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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theon Books. 1987:152 [22 March 2011].ISBN 978-0-394-56319-0. 含有內容需登入查看的頁面 (link). Routledge. 2003:72.ISBN 0-415-16942-9. 含有內容需登入查看的頁面 (link)| 列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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