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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言 | |
|---|---|
| 区域 | 漢字文化圈 |
| 年代 | 作爲口語從前5世纪使用至后2世纪(上古漢語)； 此后直至20世纪初一直被作为文学语言在漢文化圈國家间广泛使用 |
| 語系 | |
| 文字 | 古汉字、旧字形、规范汉字（繁体字、简化字、新字体） |
| 語言代碼 | |
| ISO 639-3 | lzh |
| Glottolog | lite1248[1] |
文言，或称古文，也常稱爲“文言文”，西方语言一般称之为「古典漢語」（英語：Classical Chinese；法語：Chinois classique），是汉语的一種書面形式，起源自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經潤飾的汉语口语（相較於西周以前被認為晦澀難懂、詰屈聱牙的文獻，如尚書、易經等）。
据胡适考证，至汉代，文言已经脱离了日常口语，而当时的书面语（即文言）已经开始向复古和口语化两个方向发展[2]。至中國唐宋時期，漢語的口語与先秦时期口语差异更加明显，这時，有三种书面语：
由於文言並不是一時一地的一種語言，因此不同時代或地區的文獻，在語法和詞彙上會有差異。到了元、明、清的近代时期，情况与中古时期类似，既有盡可能復刻上古風格的书面语，如桐城派的散文，亦有今日所謂的一般文言（如明史、清史稿），又有所謂的近代白话，比如現代人也可直接理解的《水滸傳》、《西遊記》等（甚至有《閩都別記》、《荔鏡記》、《海上花列傳》等方言作品），撰寫方式十分多樣。
文言文主要指以秦汉书面语为标准，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3][4]。语言学上，先秦及西汉时使用的语言被称为上古汉语。此时传世的一些文献，如《诗经》、《论语》、《左传》、《韩非子》、《史记》等等，被视为文言文的早期范本[3]。此时的文言，是在当时口语基础上加以修饰[存在爭議]，但与口语的词汇语法，没有系统上的不同[3]。
甲骨文、金文和部分秦以前的商、周传世文献（如《尚书》），词汇和语法跟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有较大不同，但在现在看来也是文言文[3][4]。
东汉开始，汉语书面语和口语逐渐拉开距离，从东汉到隋、唐的汉语，称为中古汉语[3]。这段时期中，尽管汉语口语已大有改变，但书面语却仍然保持先秦和西汉的面貌，也就是说，仍然采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3]。这段时期的文言文典型的代表是《汉书》[3]。相较之下，《汉书》的语言形式就比《史记》 更正式、也更偏离口语，有学者认为它是文言传统的起始点[5]。后世的官方文书（含官修史书），也都沿循《汉书》的文言风格[5]。
从东汉直到新文化运动以前，形成了相当固定的书面语，都是脱离口语的，继续采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即是文言文。
蒋绍愚总结说[3]：
所以，文言文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先秦和西汉时期文献的语言，是反映口语的，属于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一类是东汉以后的书面语，它们是脱离口语的，继续采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在是否反映口语这一点上，两类有差别；但在词汇语法系统上，两类一致。今天大家把这两类文献使用的语言都称为文言。
与文言文相对的是白话文，是指参照近现代口语而写成的文字[3]。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主要区别，在于使用的词汇语法系统，其中相当多的部分，文言与白话不能通用[3]。白话文使用的是近代汉语（从晚唐五代到清代中期）和现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3]。其中近代汉语的时间跨度很长，其间的词汇语法也有很多变化，但其词汇语法系统是比较固定的[3][6]。
同时，文言和白话既有差别，也有继承关系[3]。即使是现代汉语，也保留了许多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3]。历史上的文献，除了典型的文言作品和白话作品，还有许多文白夹杂的作品[3]。
举例而言，《聊斋志异·聂小倩》中：
背地不言人。我两个正谈道，小妖婢潜来无迹响。幸不訾着短处。
“我两个”、“谈道”、“訾着”等都不是秦汉的用法，而是近代白话[3]。
此外，从东汉到晚唐期间，反映了当时口语的文字，则称之为古白话，包括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一些汉译佛经，以及《世说新语》的一些选段[3]。
20世紀之前，漢字文化圈的士大夫均能通曉以漢字書寫的文言，故文言使用於幾乎所有正式的文書上，并且中國方言不通，故漢字文化圈中語言或口音不通者就能以筆談的方式很方便地交流，如19世紀時操朝鮮語的朝鮮王朝兴宣大院君與清朝大臣吳長慶筆談、20世紀操台語的林獻堂與操粵語、官話的梁啟超於日本長崎筆談。
近代因民族主義興起、系統性普通話的教育，文言的地位逐漸被各地官方語言（日語、韓語、越南語）代替，而在中國，則隨着新文化運動發展，标准书面语的地位被基於北方官話的白話文取代。
文言文的特色有：言文分離、行文簡練、時語方言少，易於流傳。
文言的特點，相對官話白話（包括口語和書面語）而言，主要表現在語法與詞彙兩方面（以下所述各項特點皆為舉例而未完備）。
文言文的語法特點主要表現在詞類及詞序兩方面。一般而言，文言文有比白話更多的詞類活用現象。
文言文與白話文在詞彙上有很大差異。這個差異通常必須以詞典或字典的形式加以條列，才能完整表達。不過，有個特點可以概括地觀察：文言文的詞彙較為簡潔，例如：相較於白話文的詞以雙音節詞為主，文言文中的詞以單音節詞為主，單字有獨立意思。
| 比較 | 文言文 | 現代官話白話文 |
|---|---|---|
| 篇幅 | 言簡意賅 | 較長篇 |
| 出處用法 | 以秦汉时期的书面语为基础，使用这段时期的词汇、语法 | 「我手寫我口」為主，采用近现代汉语的词汇、语法 |
| 語感 | 古雅精煉 | 通俗易明 |
| 语气词 | “也”“矣”“已”“焉”“乎”“耶（邪）”“与（欤）”“哉”…… | “啊”“呀”“呢”“吗” |
| 經典例 | 《桃花源記》《醉翁亭記》《庖丁解牛》《出師表》《六國論》…… | 魯迅《吶喊》自序、朱自清《綠》、冰心《紙船》、舒乙《香港：最貴的一棵樹》、朱自清《匆匆》…… |
| 流傳 | 有一定傳統文學修養者，曾可於東亞文人中通行 | 一般中小學生也能看懂，廣傳於華文世界 |
中國歷代學者對於文體都有不同的分類法。
魏晉南北朝，是文體分類研究的開始，相關著作有曹丕的《典論·論文》、李充的《翰林論》、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劉勰的《文心雕龍》、昭明太子主導的《昭明文選》等。其中《典論·論文》將文體分為4類：
而《昭明文選》是一本分類很繁雜的選集，將所選的文章分成37類之多。
明朝的吳訥著《文章辨體》、徐師曾著《文體明辨》，清朝姚鼐編《古文辭類纂》，都是討論文體的重要著作。其中《古文辭類纂》將文體分為13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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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郭錫良等人編著的《古代漢語》修訂本中分析，文體分類有三種標準：依語言形式分、依內容分、依應用範圍分。依語言形式，《古代漢語》先將古代文體分為3大類：
在此分類之下，古典散文又可以分為4類：
對於文言文的實用度，1895年，何啟、胡禮垣在《新政論議》指出「以文言而道俗情，則為未學者所厭；以俗語而入文字，又為讀書者所嗤。俗語、文言分為兩事，使筆如舌，戛戛其難。」[8]
1902年俞復（無錫人，操吳語）在《蒙學讀本全書》指出對於官話非母語者而言，官話白話文與文言文的難度不分上下。[9][10]
1919年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壇提倡「我手寫我口」，官話白話文漸漸取代文言文。文言文作为古典中國文學的語言，在1919年直至21世紀的小學、中學、大學仍被教授。1941年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學生董毅在日記記下“对于现在所念的书，尤其是前代所遗的古书，我真不明白念它、研究它对我们现在生活各方面有多少功用!?”[11]
中国大陆的中考和高考都有文言文的相关考题，各地不時會出現文言文的高考高分作文。不過自2012年起，《2012年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定》發布，中國大陸高考作文限用「现行规范汉语言文字」，即网络语言、文言文和繁体字均不能再用於高考作文，引起了部分人的批評[12]。不過有指該規定在實際操作中並未嚴格執行，專家會根據具體情況決定。[13]
香港中國語文科課程中，初中生須學習文言文，高中生會更進一步研習文言文。
粵港文壇曾流行三言混合（白話文+文言+廣東話）與「文白夾雜」（白話文+文言）。[14][15]
香港近代由粵劇、粵曲、粵語流行曲至金庸武俠小說等多用「文白夾雜」型式寫就。因此，文言文的詞句得以在戰後香港以至主權移交後得以傳承。
中国国民党在其公文中长期使用文言文；中华民国国际重要文件的中文本，如《波茨坦公告》、《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都是用文言书写；文言文常被用在中華民國政府公文之中，例如立法院聘請前任立法委員黃淑英任職顧問的公文，便使用文言文書寫[16]，由於用詞艱深，有「綆短汲深」等較少見詞彙，使得接到聘書的黃淑英看不懂；立委張曉風則認為書信往來要讓對方看得懂比較有誠意。[17]台灣法院的判決書也存在夾雜文言的情況。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高榮志認為此類用語不易懂，他提倡開庭用語及判決書應該白話文化。[18]
在日本，文言文被稱為「漢文」（かんぶん，Kanbun）。但並非直接使用漢語或者日語漢字音，而是獨立發展出了一套特別的專門用來學習與閱讀文言文的方式，稱為漢文訓讀。
日本自從中國唐代文化交流，到片假名平假名普及後很多年，文書、碑文、經文等多採用漢字文言文。
圖中所見日本石川縣金澤市兼六園內之《石川縣戰死士盡忠碑》石碑，碑文紀念陣亡將士：「人誰無一死？死而得其所，死亦榮矣…」事件是明治十年（1877年）。石碑立於明治十一年（1878年）。
日本高中也教授漢文文言文。
在朝鮮半島，文言文被稱為「漢文」（한문，Hanmun）。不过随着朝鲜和南韓的废除汉字改用纯谚文书写，以及南韓在1948年推行的国语纯化运动，现今在朝鲜和南韓的年轻人很少接受这类教育，几乎已经看不懂。
在越南，文言文被稱為“文言”（văn ngôn）[19]或“古文”（cổ văn）[19]，現已幾乎不用。
新加坡在2019年實行新的中學華文課程時，因古典文學部分異常薄弱而將文言文完全刪除。取而代之的是本國文學作品。
在馬來西亞，國中（若有選考華文）和獨中的華裔生須開始閱讀文言文。華文課本會根據年段，慢慢加入文言文的篇數。此外，文言文和古詩（各一篇）也是華文考試的必考項目之一。
中國古代學者很早就注意對語法現象的觀察和思考，在這方面給後人留下了不少寶貴的見解。但是語法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則是近代的事了，建立古漢語語法學的是清末的馬建忠，他於西元1898年寫成的《馬氏文通》首先創建了一個語法體系。
當我們把鴉片戰爭以前漢族人所使用的語言統稱為古代漢語時，這是個有幾千年漫長歷史的語言。對這個過程中的漢語語料，可以取幾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如果我們把“共時研究”與“歷時研究”都考慮在內的話，那麼對古代漢語語料的研究可以歸結為六種：“專書、斷代、泛時”等三種的共時研究；“比較、貫通、漢語史”等三種的歷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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