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黨 （英語：Labour Party ）是英國 中間偏左 政黨 [ 4] 保守黨 並列為英國兩大主要政黨 。目前為英國下議院 最大黨，亦是英國的執政黨 。
英國工黨成立於1900年，源自該國19世紀 的工會 運動和社會主義 政黨發展而成，並於1927年與合作黨 結盟[ 註 1] 自由黨 ，成為保守黨的主要反對黨 ，並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期初次籌組兩個少數黨政府 。在二戰 期間，工黨在國民政府 中分擔勞工 及經濟 要職。隨後，由艾德禮 領導的首個工黨多數政府 於1945年至1951年間，成立了國民保健署 並推動發展福利國家 。在哈羅德·威爾遜 和詹姆斯·卡拉漢 的帶領下，工黨在1964年至1970年及1974年至1979年間再次執政。1990年代，貝理雅 推動「新工黨 」計劃並將工黨定位於中間派 ；該黨亦在他及白高敦 領導下從1997年執政至2010年。2020年代，施紀賢 再次將工黨帶向中間派的定位，並自2024年起執政至今。
在國內，工黨亦有在倫敦 （ 英语 ： London Labour ） 威爾斯 、蘇格蘭 及北愛爾蘭 （ 英语 ： Labour Party in Northern Ireland ） 北愛爾蘭 的各層選舉中支持社會民主工黨 ；現時威爾斯工黨是威爾斯 的執政黨 ，而蘇格蘭工黨是蘇格蘭的第二大在野黨 。在國際舞台上，工黨是歐洲社會黨 及進步聯盟 的成員，亦是社會黨國際 的觀察員 。截止2024年3月，該黨黨員人數達至366,604人[ 5]
工黨的起源可追溯至19世紀末：當時該黨主要代表工會 的利益，以及在市區 迅速成長的勞動階層 。1867年和1884年選舉權 兩度開放後，數十萬名工人 首次獲得投票權 。工業區內興起了各種不同的工會組織，而工會領袖利用衛理公會 復興運動的傳統，尋求團結成員的方式。數個小型的社會主義 組織隨之成立，並試圖通過勞動階層的民意基礎來獲得政治影響力；其中最成功的便是費邊社 ，由中產階級 的改革者組織而成。勞工派國會議員 凱爾·哈第 亦致力於促進工會和左翼組織的合作，例如他所創立的獨立工黨 [ 6]
19世纪后期，数量日增的城市无产阶级和甫获得参政权 的男性工人阶级 ，迫切需要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 7] 自由党 接纳了一批由工会赞助的候选人。在此期间，还有几个小型的社会主义团体成立起来，旨在将这一运动与政治政策产生联系。其中主要的是独立工党 、社会民主联盟 、知识分子中产阶级费边社 和苏格兰工党 。
与此同时，英国的社会主义在地方政治中取得进展。1889年费边社和自由党组成的“进步”党在伦敦郡议会 举行的首次选举中取得多数。这个有社会主义者发挥重要影响力的郡议会贯彻了公有化计划，建立了英格兰的首批社会住房，增加了消防队等服务项目的开支，[ 8] 多格斯岛 和格林威治 的黑墙隧道 （ 英语 ： Blackwall Tunnel ） [ 9] 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之前，积极参与社会政策的妇女劳动联盟 （ 英语 ： Women's Labour League ） 肯辛顿 建立了儿童福利诊所。[ 10]
1892年，独立工党党员弗雷德·乔维特 （ 英语 ： Fred Jowett ） 布拉德福德市议会 （ 英语 ： City of Bradford Metropolitan District Council ） 布拉德福德 成为英国首个由学校免费供餐 的地方当局，该市部分贫民窟地区获得拆除重建。他也支持《1834年济贫法 （ 英语 ： Poor Law Amendment Act 1834 ） 济贫法监护人委员会 （ 英语 ： Board of guardians ） 济贫工厂 里儿童食品的品質。
1898年，西汉姆自治市 议会成为有史以来首个独立工党控制的议会。[ 11] [ 12] 八小时工作制 及两周的年假。虽然两年后该市议会易主，但两年间取得的成果证明了独立工党在市一级推动改革的有效性。[ 13]
在1895年大选 （ 英语 ： United Kingdom general election, 1895 ） 独立工党 提名28位候选人，但只赢得了44,325张选票。该党领袖凯尔·哈迪 认为，为了在国会选举中取得成功，有必要与其他左派团体联合起来。
工党建党领袖凯尔·哈迪 19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工会的诉讼案件，使工会的合法权利受到了威胁，它迫切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在议会中代表工人阶级说话；而社会主义团体在当时情况下，如果得不到工会的支持，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所以，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尽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尚存在着分歧，但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
1899年，一位来自唐卡斯特 的铁路从业者协会 （ 英语 ： Amalgamated Society of Railway Servants ） 工会大会 召集一次特别会议，将所有左翼组织整合为一个赞助国会议员候选人的机构。这个动议通过了工会大会的所有流程，拟议的会议于1900年2月26日到27日在Farringdon街公理会纪念堂 （ 英语 ： Congregational Memorial Hall ） [ 14]
经过辩论后，129位代表通过了凯尔·哈迪的议案，该议案称“国会内应有一个独特的、有自己的党鞭、并能就其政策达成一致的工党党团，它必须拥有随时准备与目前能致力于促进劳工利益立法的任何一党派合作的意愿。”新组织使用了“劳工代表委员会 [ 15] 拉姆齐·麦克唐纳 当选为党书记。新书记的首个艰难任务就是组织的团结。1900年10月 （ 英语 ： United Kingdom general election, 1900 ） 战时大选 （ 英语 ： Khaki election ） [ 16] 梅瑟蒂德菲尔 （ 英语 ： Merthyr Tydfil (UK Parliament constituency) ） 理查德·贝尔 德比 （ 英语 ： Derby (UK Parliament constituency) ）
1901年的《塔夫谷铁路公司案 （ 英语 ： Taff Vale Rly Co v Amalgamated Society of Rly Servants ） 阿瑟·贝尔福 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对工商业界（传统上是自由党的盟友反对保守党的土地利益）的明显默许，愈发使劳工代表委员会反对一个似乎很少关心产业工人及其问题的政府。[ 17]
建党之初工党在Farringdon街14号Caroone大厦总部的牌匾 在1906年大选 （ 英语 ： United Kingdom general election, 1906 ） 党鞭长 赫伯特·格莱斯顿 之间的1903年秘密协议 （ 英语 ： Lib–Lab pact ） [ 18]
1906年2月15日，即大选后委员会的第一次集会上，决定正式改名为“工党”。凯尔·哈迪在党成立的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当选为国会工党主席（实际上的党领袖），虽然经过多轮投票后只比戴维·沙克尔顿 （ 英语 ： David Shackleton ） 费边社 为党提供了智力支持。新自由党政府的首件大事就是扭转了《塔夫谷案》的结果，同时工党议员鼓励和支持渐进措施，如《1906年工人赔偿法令 （ 英语 ： 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 1906 ） 1908年矿业管理法令 （ 英语 ： Coal Mines Regulation Act 1908 ） [ 19] 1908年长者年金法令 （ 英语 ： Old-Age Pensions Act 1908 ） 弗雷德·乔维特 （ 英语 ： Fred Jowett ） 1906年教育(供餐)法令 （ 英语 ： Education (Provision of Meals) Act 1906 ） 自由福利改革 （ 英语 ： Liberal welfare reforms ） H·H·阿斯奎斯 政府通过英国首部养老金法律，1910年大选，两党扩大合作，《1911年国家保险法令 （ 英语 ： National Insurance Act 1911 ） [ 20]
由于力量相对弱小，工党在很多方面必须与自由党合作；而自由党出于竞选需要，也希望工党的支持。在当时情况下，工党在政治上只能受制于自由党，在一些重大议题上不得不作出违背初衷的表态，使工党的处境十分尴尬。此外，由于工党缺乏议会斗争经验和管理政务能力，一时还提不出能获得广泛支持的政策，以及工党内部不够团结等因素，使新生的工党在英国政坛上的前途并不十分明朗。
工党与自由党的选举协议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工党能够自行其是为止。而与此同时自由党正在不可逆转的衰落中。原因是工人阶级微妙的社会变化，产生了想独立行事的年轻一代。历史学家Michael Childs认为年轻一代有理由选择工党而非自由党的政治风格。社会因素包括世俗化的基础教育（对非新教徒的影响较小）；1890年以后的“新工联主义 （ 英语 ： New unionism ） [ 21] 1918年大选 的改革使许多年轻工人阶级获得投票权，20年代自由主义主导的年长选民的流失使工党得以取代自由党。[ 22]
1910年大选 奥斯本判决 （ 英语 ： Osborne judgment ） 委任立法 废除这一司法判决。自由党的妥协方案是工会仍可为议会议员提供工资，而切断议员与工会的牵扯。但到1913年，面对最大工会的反对，自由党政府通过了《贸易争端法》，允许工会再次向工党议员提供资金。
到1914年，约有420名工党民意代表在各种市议会任职，而且不包括数目众多的少数矿区郡议员或监护人委员会、教区议会和区议会议员。除了教育及对在校生的供餐和体检外，工党在地方政府中最迫切的议题是在当地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八小时工作日、推行公共合同中公平工资 条款，以及改善地方当局雇员的公平工资和条件。在一些地区（特别是伯明翰 和格拉斯哥 ），工党面临更积极支持城市住房建设和贫民窟拆迁改造 （ 英语 ： Slum clearance ）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工党的突破，自由党实力锐减，工党成为仅次于保守党第二大党。历史学家Andrew Thorpe认为“工党得以迅速崛起得益于战争期间各党派保持着基本的团结。”[ 23] 德国入侵比利时 和党员汹涌的主战浪潮使战争在英国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拉姆齐·麦克唐纳 继续反对这场战争，但他很快就辞去党领袖 职务，强烈主张打垮德国的阿瑟·亨德森 取而代之。1915年，亨德森被邀请加入阿斯奎斯 的战时政府，任教育委员会 主席，并兼任首相劳务问题顾问，这是工党党员首次入阁。阿斯奎斯希望以此换取工会的合作来大幅提高军火生产。同时加入政府的还有前工党党鞭长乔治·罗伯茨 （ 英语 ： George Roberts (British politician) ） 威廉·布鲁斯 （ 英语 ： illiam Bruce ） 大卫·劳合·乔治 取代阿斯奎斯任首相，更多工党要员得以进入政府任职，[ 24] 乔治·巴恩斯 （ 英语 ： George Barnes (British politician) ） 约翰·霍奇 （ 英语 ： John Hodge (politician) ） 詹姆斯·帕克 （ 英语 ： James Parker (British politician) ） [ 25]
尽管工党内主流意见是主战的，但独立工党 却组织了反征兵联盟 [ 26]
一战期间，工党在服务于政府内外的同时，能够影响一些社会政策的渐进发展。当时90％的住房属于私人房东，在战时价格不断上涨（有时是为了暴利）的情况下，房东还试图增加租金。这导致了1915年发生了一系列的自发性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常常由当地的工党组织来协调，例如在格拉斯哥，独立工党发挥了主导作用。这迫使政府通过立法，以战前水平确定战时的房屋租金。这是重要的，因为它表明工党成为保卫工人阶级住房利益的政党，而非其政敌，同时也帮助工党将其视野由工会问题一隅扩展到地方事务上，更直接吸引了女性选民。此外，还如历史学家安德鲁·索普 （ 英语 ： Andrew Thorpe ）
工党还争取“份额公平”，打击暴利和无限制的市场行为，并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取得一些进展。工党努力对发战争财等行为进行高额征税，同时引入定量配给 和其他管控措施，并于1917年起通过在食品部任职的约翰·克莱恩斯 （ 英语 ： J.R. Clynes ） [ 27]
由于“公平竞争”是英国激进主义的伟大传统之一，工党在这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而这种政策的实施可以大大提高工党的总体信誉。
——安德鲁·索普
工党各位大臣的战时经历使他们对于党利用国家机构实现社会变革的能力更加自信，并激励其抵制地方上的苏维埃运动和初出茅庐的英国共产党 呼吁的“直接行动”政策。[ 13] 韦伯夫妇 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也进入了工党的决策层，为工党政治理论素养的提高增添了活力。然而，在1918年工党年会上，颁布了工党历史上第一个党章，其第四条 日后将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该条款由西德尼·韦伯 在一年前起草，呼吁“确保生产工具，分销渠道和交易媒介均为共同拥有”。
战后的选举反映了工党地方活动基础和组织的增长，合作社 运动在战后向劳工与合作党 提供资源。该党后来与工党达成选举协议。1921-1923年工党禁止与大不列颠共产党 合作。[ 28] 自由党 迅速衰落，发生了灾难性的分裂，使工党能够夺取大部分自由党的支持者。
随着自由党的混乱，工党在1922年 赢得了142个席位，成为下议院第二大政治集团，并且成为保守党政府的官方反对党 ，理论上工党已具有了执政的可能性。大选后，在政治上获得平反的拉姆齐·麦克唐纳成为党的第一位正式领袖 。
在地方，工党不断取得进展。1919年，约翰·亚当斯 （ 英语 ： John Adams, 1st Baron Adams ） 坎伯兰郡 阿莱克顿和弗里京顿 （ 英语 ： Arlecdon and Frizington ）
拉姆齐·麦克唐纳 ，1924年成为第一位工党籍首相，1929-35又领导了国民政府 1923年大选 结果出现悬浮议会 ：自由党获得159席；工党获得191席，不及下院议席数的三分之一，但仍超过自由党；而保守党坚持关税壁垒 ，致使其失去了90个议席，议员人数降到258人，虽然为下院中最大的党，但已不再拥有过半的多数了。人们呼唤一个支持自由贸易 的政府。1924年1月，在阿斯奎斯 领导的自由党支持下，工党成立了第一届工党政府。
由于政府不得不依靠自由党的支持，因此无法在下议院通过任何可论证的社会主义立法。工党政府最大政绩是通过了《惠特利住房法令 （ 英语 ： Wheatley Housing Act ）
九个月后政府就崩溃了，因为自由党投票支持专责委员会对《坎贝尔案 （ 英语 ： Patrick Hastings#Campbell Case ） 信任投票 。在1924年10月8日举行的两次投票中麦克唐纳政府均以160多票的大幅劣势失败，为有史以来政府一方在国会表决中遭遇的最大失败，其记录直到2019年才由特蕾莎·梅政府打破。[ 29]
在接下来的大选 投票前四天，季诺维也夫 的信件 被《每日邮报 》披露，这使得工党卷入在英国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阴谋。保守党重新掌权；尽管工党的得票率从30.7％上升到33.3%，但议席却下降了40席；自由党损失最大，大部分席位均为保守党所夺。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季诺维也夫的信件系伪造。[ 30]
新的保守党政府在首相斯坦利·鲍德温 领导下对1926年大罢工 采取决定性措施，通过避免暴力和发动中产阶级罢工破坏者 使大罢工在9天时间内结束。拉姆齐·麦克唐纳延续了其反对包括总罢工 在内的罢工 行动的政策，而认为实现社会改革的最佳方式是通过选票表达。[ 31] [ 32] 英国广播公司 的合作，从长远来看，这已被证明是成功的。[ 33]
1929年大选 ，工党赢得287席，得票率37.1％（实际上略低于保守党），第一次成为下院多数党，虽然还不是绝对多数。然而，麦克唐纳仍然需依靠自由党的支持来组建少数派政府。麦克唐纳政府延揽了英国第一位女性内阁大臣——劳工大臣玛格丽特·邦德菲尔德 。[ 34]
第二次麦克唐纳政府在议会中的地位比其第一次政府更稳固，并在1930年通过了修订版的《长者退休金法令》，一部更为慷慨的《失业保险法令》，以及一部改善煤炭行业工资和条件的法令（即针对总罢工背后的问题）。例如，根据《1930年煤矿法令》，建立了产出和价格监管的市场营销方案，同时设置一个独立委员会来统一地促进该方案。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保障被定为一年，同时增加和改善了矿工安全保障措施。而《1929年养老金法令》则向超过50万以前被排除在养老金制度之外的儿童、老人和寡妇提供养老金。[ 35]
不幸的是，工党政府上台不久就爆发了华尔街股灾 和世界经济大萧条 ，重创了英国经济 （ 英语 ： Great Depress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 [ 36]
工党政府努力应对并试图调和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实现预算平衡以维持英镑 的金本位 ；同时也努力维持对穷人和失业者的援助。所有这些目标都要面临税收收入下降的挑战。政府内部在是否削减政府公共开支和提高税收上存在严重分歧，财政大臣 菲利普·斯諾登 反对引入赤字性开支 （ 英语 ： deficit spending ） [ 37]
专管失业问题的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相奥斯瓦尔德·莫斯利 于1930年1月发表《莫斯利备忘录》，呼吁公众控制进口和银行业，并增加养老金以提高消费能力。但这种呼吁一再被拒绝。莫斯利遂于1931年2月辞去政府职务并退出工党，另行组建新党（New Party），后改组为不列颠法西斯联盟 ，他在意大利转变法西斯主义 者。[ 38]
情况到1931年时进一步恶化。在工党的自由党盟友以及担心预算失衡的反对党保守党 压力下，工党政府任命了一个由金融专家、保诚保险公司 秘书乔治·梅 （ 英语 ： George May, 1st Baron May ） 梅报告 （ 英语 ： May Report ） [ 39]
这项建议在工党基层和工会 中非常不受欢迎，工会和几位政府大臣一起拒绝支持任何此类措施。外交大臣 阿瑟·亨德森 和内政大臣 J·R·克莱恩斯 （ 英语 ： J. R. Clynes ）
关于支出和减薪的争议分裂了工党政府；事实证明这对工党来说是致命的。内阁多次未能就削减支出或增加关税达成一致。由此产生的政治僵局导致投资者感到恐慌，资本和黄金价格的飞涨使经济形式进一步恶化。为应对这种局面，麦克唐纳在国王乔治五世 的敦促下与保守党和一部分自由党组建了国民政府 。1931年8月24日，麦克唐纳提交了大臣们的辞职信，并带领少数高级同事，特别是斯诺登和自治领大臣J·H· 托马斯 （ 英语 ： J. H. Thomas ） 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 将麦克唐纳及其支持者开除出党，麦克唐纳遂组建国民工党 。工党出现了大分裂。由亚瑟·亨德森领导的工党以及未参加政府的自由党成为反对党 。[ 40] 1931年大选 中国民政府获得压倒性胜利，而对工党来说则是一场灾难，工党仅获得52个席位，比1929年少225个席位。[ 41]
麦克唐纳一直担任由保守党主导的国民政府首相到1935年。他的行为被工党视为背叛而遭到后者强烈谴责，工党将他称为“叛徒”和“老鼠”。[ 42]
1931年接替麦克唐纳任工黨黨魁 的亚瑟·亨德森在当年的大选中连自己的议席也未能保住。在断崖式失败中，前工党内阁成员只有和平主义者、前劳动大臣乔治·兰斯伯里 幸存，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当选为党的领袖。
1932年，工党经历进一步分裂，独立工党 在经历了多年来与工党领导层持续的冲突后，最终选择与工党脱离关系，并日渐衰落。独立工党在工党中的作用一度被社会主义联盟 （ 英语 ： Socialist League (UK, 1932) ）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 领导，成员为数千名教师和知识分子。1937年，社会主义联盟提出与共产党人结成人民政线 （ 英语 ： Popular Front (UK) ） [ 43]
1930年代初，工党开始左倾 。在1932年党的年会上，社会主义医学协会 （ 英语 ： Socialist Health Association ） 萨默维尔·黑斯廷斯 （ 英语 ： Somerville Hastings ） [ 44] 伦敦政经学院 教授、马克思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 抨击该计划，他认为和平而民主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反对派会诉诸暴力，工党必须做好准备。[ 45]
工党的经济问题政策思路一直未能创新。“计划”、“国有化”等词汇只是流于空喊，工党首席经济事务发言人休·道尔顿 承诺要将英国打造成新耶路撒冷 ，即使超出经济能力。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 回避经济议题。相形之下，自由党的经济分析和政策倡议则详尽的多，这应首先归功于梅纳德·凯恩斯 和威廉·贝弗里奇 等经济学家。当工党于1945年上台时，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关于如何进行国有化的可行方案。也没有重视专家们对煤炭短缺发出的警告。艾德礼和他的追随者们根据战时经验制定了战后政策。[ 46] [ 47]
1930年代，作为和平主义者的兰斯伯里与大多数党员之间在外交政策上公开分歧，主要表现在兰斯伯里反对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 （当时称为阿比西尼亚 （ 英语 ： Abyssinia Crisis ） [ 48] [ 49] 工党副领袖 艾德礼继任领袖，他凭着运气逆转了工党的颓势实现复兴，1935年大选 赢得154个席位，38％的得票率是工党有史以来所取得的最好成绩。温和、平易、谦虚的艾德礼最初被视为弱势的过渡领袖。然而，他的实用主义、信息灵通和协调能力使其在幕后谈判和施展政治手腕上非常有效。艾德礼成为工党任职时间最久和最成功的领袖。[ 50]
西班牙内战 中的1936-38年，极左翼集结在西班牙共和国 军队中对抗纳粹德国 和法西斯意大利 的威胁。西班牙国内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和平主义分子失势。[ 51] 欧内斯特·贝文 和休·道尔顿 的努力，他们在1937年也说服该党反对保守党首相内维尔·张伯伦 的绥靖政策 。[ 52]
在大萧条结束、失业率下降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虽然工党赢得了一系列补选，但其实力仍未完全恢复，还是相对弱小的一个政党。
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工党并不执掌中央政权，但它能够控制许多地方当局，并凭此将其社会主义原则付诸实践。
在工党有绝对控制权及占相对多数的地方当局，工党施政的主要策略就是充分利用国会立法所提供的机会，特别是在住房、教育、公共卫生服务等领域，以及1929年之后从监护人委员会转移给地方当局的服务。在所有这些领域，工党拿出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单。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在地方当局执政的工党试图用公权力来改善其主要工人阶级选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地方历练增加了工党的执政经验和水平，通过改善住房和医疗保健，提供产科诊所，为学龄儿童提供免费牛奶和膳食等措施提高其选民生活标准。1919年，因战争 中断了四年的地方选举恢复举行，工党的地方当局议员当选后采取了市政社会主义 政策（特别是在伦敦自治市 ）以解决健康状况不佳、住房不足、普遍不安全等社会问题。地方执政的工党试图建立一个“原始福利国家 ”，例如，通过民选的监护人委员会，为失业者提供更多丰厚的贫困救济，并鼓励建造诊所、房屋和公共浴室，这些设施除了能提供必要的服务外，还提供了就业机会。[ 10]
在20世纪20年代，工党议员强迫地方议会或（1929年取消的）监护人委员会加快改革步伐。正如曾任第一次麦克唐纳内阁卫生大臣 的约翰·惠特利 （ 英语 ： John Wheatley ） [ 53]
大萧条时期，工党执政的各地方当局努力保护失业人员免受经济衰退的最严重影响[ 54] 达勒姆 和格拉摩根 ，工党政府发放高于最低标准的救济金，在进行经济状况调查时也较其规定地更加人性化。[ 8] 哈克尼 ，伦敦工党书记赫伯特·莫里森 采用慈善方法来减轻失业的影响。在尼尔森 ，工党的市议会投资于教育和儿童福利等基本服务。在格拉斯哥 ，工党活动家帕特里克·多兰 （ 英语 ： Patrick Dollan ） 巴恩斯利 ，离校年龄延长了六个月，以加强教育，并使约500名青少年免于成为失业者。此外，工党地方当局优先考虑的政策往往是住房建设和贫民窟清理。
各工党执政的地方当局还试图将其所提供的服务人性化，以降低福利服务运作的刻板度，使工人阶级能够享受开放空间和文化带来的好处。在诺里奇 ，工党确保学校建筑采光充足设施现代；在格拉斯哥 ，工党政府终止了一项有争议的制度，该制度规定接受贫民救济 （ 英语 ： Poor relief ） 西汉姆 ，当局向贫穷的母亲和残疾人提供援助。
20世纪20年代的监护人委员会和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公共援助委员会的工党代表试图在当时架构中尽可能地减轻失业和贫困的影响。这往往导致采取干预措施，例如提供免费的学校膳食或确保福利申请人得到了救济。工党地方当局试图以尽可能最宽松的条件进行救济金申领资格审查 （ 英语 ： Means test ） 波普勒 、贝思纳尔绿地 和斯特普尼 ，工党代表其工人阶级支持者采取积极措施，在经济形式不确定时提供保障、就业和救济。
女性工党党员在地方当局政策制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接受（或预期）政府责任的扩张，从而将政治带入了公认由女性擅长的领域。正如曾任曼切斯特市议会议员的汉娜·米切尔 （ 英语 ： Hannah Mitchell ）
工党在威尔士也实力不俗，1935年大选中，它赢得了35个席位中的8个席位。社会立法（包括卫生、住房和教育）方面，工党执政地方当局往往有超前规划和慷慨投入。在工党势力强大的南威尔士 ，卫生、住房和教育方面比威尔士其他地区有更好的成果，尽管当局本身并不宽裕。例如：格拉摩根、卡马森郡 和蒙茅斯郡 的部分地区提供免费的学校餐，而在北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这种服务则是特殊的，雷克瑟姆 例外。在工党执政的当局中，中学文凭的重要性被明显加强。在威尔士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以工党为主导的地方议会不仅成功地增发中学文凭（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也如此），而且也努力减免学费，甚少顾虑支付能力。1932年，有大约60%的威尔士中学免学费，这一数字远高于英格兰。[ 55] 朗德 ，工党执政的地方当局为贫困家庭儿童引入改善措施，例如免费牛奶，这有助于抵消大萧条的一些最严重影响。在斯旺西 ，城市居民房屋获得政府补助金资助，救济金申领审查相对人性化，并开设了托儿所。
工党在地方政治上的最大突破当属1934年攻克伦敦郡议会 ，这是英国最有权力的地方当局。由赫伯特·莫里森 领导的工党经营的郡议会实施了广泛而渐进的社会民主改革[ 56] [ 8] 先令 ），他在上任后发现一笔由保守党执政时伦敦郡议会财政部门储蓄（salted away）下的200万英镑所谓“留窝蛋（nest egg）”。这笔资金用于更加人道地对待伦敦的穷人，为老年穷人提供更多的住房，更多的免费教育和医院现代化设备，改善患者的饮食，增加医院的医护人数。[ 57]
莫里森主持了伦敦住房、卫生、教育和交通服务的发展，以及交通系统的统一，并在伦敦郊区建立了“城市绿化带 （ 英语 ： Green belt ） [ 58] 政府救济房 （ 英语 ： Council house ） [ 8] 查尔斯·莱瑟姆 （ 英语 ： Charles Latham, 1st Baron Latham ） 艾萨克·海沃德 （ 英语 ： Isaac Hayward ） 刘易斯·西尔金 （ 英语 ： Lewis Silkin, 1st Baron Silkin ）
在莫里森主持下，当局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新的主排水系统，更多的主干道和桥梁升级改造，以及消防队的新总部和设备。市立公园也得到了发展，东区的维多利亚公园 “改造了各种各样的设施”，其他公园有更多的浴室、保龄球场、运动场、戏水池、游乐场、茶点店、体育馆和日光浴场 。为儿童提供便利设施，例如在学校假期期间以说书人、魔术师和喜剧演员的形式进行娱乐，安装了专门设计的碟形戏水池以帮助父母找到自己的孩子，并建造了特殊的儿童厕所，以减少猥亵儿童犯罪的发生率。[ 59]
在住房政策方面，莫里斯实行余隙面积(clearance area)和强制收购 （ 英语 ： Compulsory purchase order ） 资本支出 ，新的公寓和房屋建设得更快，来自贫民窟的租户的租金得到减轻，“他们经常发现在安置房屋时难以承受增加的租金。”[ 59]
莫里森当局为公共卫生和福利服务分配了更多资金。前文提到的萨默维尔·黑斯廷斯对伦敦的卫生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多年来他一直是社会医学协会成员主导的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 44] [ 59] [ 60]
在教育方面，新学校建成、旧学校重建，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他们的藏书、桌椅和教具。对学生运动场地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且雇用了更多教职人员（在改善的条件下）以减少班级规模。建立了更多的托儿所，改善了特殊学校，为残疾人提供了更多的帮助。为学龄儿童提供了更多的健康检查和更多的牛奶，技术和商业教育机构是进一步的发展。由于经济萧条而产生的“托利党高利贷主义（Tory Shylockisms）”被废除：更多的国家奖学金被引入并且奖品得以恢复，而寄宿学校的儿童则受益于每年增加的教育访问、儿童津贴 男生军训队 （ 英语 ： Cadet Corps ） 奥尔德肖特 军乐行进表演 和亨顿 空军飞行表演。[ 59]
莫里森还在公共援助方面进行了各种改革。“营房 式”的济贫院被拆散，儿童、盲人、病人、老人和孕妇被分开对待，“而不是混在一起。”得到救济的条件得到放宽，煤炭补贴得到恢复。公共援助的管理也进行了改革，郡议员和官方委派之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救济申请人必须出席）被废除，代以全职的裁决官走访救济申请人并决定其资格。这样就简化了流程，并通过隐私专业人士处理他的案件以帮助这些申请人。在莫里森任职期间，重大政绩还有滑铁卢桥 翻新，南岸 的发展以及综合城镇规划。[ 59]
1930年以来工党党员数量线图，二战后党员人数直线上升 1940年春天，内维尔·张伯伦 辞职，即将上任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决定组建一个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跨党派联合政府 。工党遂重返执政。
克莱门特·艾德礼被任命为掌玺大臣 和战争内阁成员，后加副首相 、自治领事务大臣、枢密院议长 等衔，是为英国首位副首相。伦敦郡议会领袖赫伯特·莫里森任供应大臣 （ 英语 ： Minister of Supply ） 伦敦大轰炸 后升授内政大臣 。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 （ 英语 ： 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 ） 欧内斯特·贝文 任劳工和国家服务大臣 （ 英语 ：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mployment ） 休·道尔顿 任经济战大臣 （ 英语 ： Minister of Economic Warfare ） 贸易委员会主席 。前海军大臣 A·V·亚历山大 （ 英语 ： A. V. Alexander, 1st Earl Alexander of Hillsborough ） 工党副领袖 亚瑟·格林伍德 任不管部大臣。此外工党还获分配8个次官级职务，1945年时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7个。[ 13] 大后方 交由工党各大臣负责（包括维持重要的社会服务和动员人力）。虽然财政部 仍掌握在保守党手中，但与工党就税收负担的公平分配达成了明确的谅解。
战争期间，丘吉尔长期集中注意力于国外，国内的事务基本上由副首相艾德礼 主持，这不仅丰富了艾德礼的经验，同时也增长了工党大臣的才干。在与保守党联盟的同时，丘吉尔内阁 （ 英语 ： Churchill war ministry ） 第三条道路 ，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是迄今为止所有工党政府里最具建设性的。”[ 53]
正如肯尼思·O·摩根 所说，“工党诸大臣与大后方的成就有着独特联系。”
内政大臣 赫伯特·莫里森凭借自己曾主政伦敦的经验，并在其朋友、内政部政务次官艾伦·威尔金森 （ 英语 ： Ellen Wilkinson ） 不列颠空战 中受创的主要城市而闻名。[ 61] 防空洞 ，又在地下深处新挖出许多的防空洞，还改善了其中的设施。使伦敦市民能较文明地生活在防空洞中的集体宿舍里。对于那些不愿居住在防空洞中的市民，莫里森推出室内避难所以庇护他们，此即为所谓“莫里森式防空洞”，正式名称为“桌下防空洞（Table Indoor Shelter）”。
在民防领域，为救援服务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解决方案，建立了培训学校，以便为救援人员提供更新和更安全技能，并且非常重视培训时长。根据莫里森的战时工作手册所记录“从地方的周日学校到国立消防学院再到民防学院，必须坚持对员警进行充分的培训。”莫里森还注意到为民防和战备警察 （ 英语 ： War reserve constable ） [ 62]
在刑事管理领域，莫里森停止了刑罚劳动 （ 英语 ： Penal labour ） 卫生大臣 参加的委员会以监督对被失去正常家庭生活的儿童的关怀。根据内政部和苏格兰事务部于1943年3月宣布的决定，实施因战争而推迟的《1939年收养儿童（管理）法》，禁止“除地方当局或已登记收养协会以外的任何团体为收养儿童作出安排。[ 63]
在警务和缓刑方面，虽处于战时，莫里森仍继续扩大缓刑局规模（尽管经验丰富的工人严重短缺）。工资和服务条件有所改善以吸引相关人才。为了促进妇女的机会，根据莫里森的建议，任命了第一位女性地方警察局副局长、第一位女性内政部警务官和第一位女性助理治安法官。[ 63]
莫里森采取了各种措施，改善受伤工人的补助，满足矿工关于纳入尘肺病 的要求，并满足棉花工会将麻醉纳入《抚恤金法令》范围内的要求。改善了因工伤致残事故的补偿。因事故死亡的工人，其家属所能获得的最高抚恤金也增加了。[ 63]
莫里森还推动了威尔士语 使用范围扩大到威尔士所有法院。
在战争年代，工党积极而成功地推动安排住房，并将被疏散者 （ 英语 ： Evacuations of civilians in Britain during World War II ） [ 64]
劳工与合作党 在战争开始时就努力推动将食物配给制度扩展到涵盖所有必需品的供应，并认为存在一个无配额的群体会造成阶级不公正并导致在商店间寻找物资造成时间浪费。1941年3月，工党通过建立食品代表委员会和实际上的消费者委员会以更有效地控制和配给食品供应，回应合作党对这些问题的要求。
1941年，工党在其年会通过的宣言中这样总结加入联合政府一年来的执政成绩：
社会服务的覆盖面增加了。在工会的关心和坚持下，生活水平得到保障。工人的健康受到工厂规章的捍卫以及工厂医生、食堂和托儿所的保护。我党主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民事防护 工作，在其他各领域，做了很多改善公民安全和舒适条件方面的工作。一直保持财政政策的警惕和连续监视促进了人民的社会保护 （ 英语 ： Social protection ）
历史学家科尔认同工党的这种说法，他认为：牟取暴利现象越来越少，供给和税收的分配也越来越公平。此外，社会服务不仅保持不变，而且还能满足战时需求。《1944年教育法令 》的出台是保守党教育委员会 主席拉布·巴特勒 和工党教育委员会次官詹姆斯·丘特尔·爱德 （ 英语 ： Chuter Ede ） [ 65]
苏格兰事务大臣 汤姆·约翰斯顿 （ 英语 ： Tom Johnston (British politician) ） 高地 水电开发；而休·道尔顿的区域政策直接帮助了工党几大的票仓。[ 66] 苏格兰谷地 、东北英格兰 、坎布里亚郡 和南威尔士，同时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基础多样化。这一有力的区域政策的基础实际上奠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中包括扩展工商业区的作用，以及以政府条例的方式使威尔士矿区等工业基地直接或间接从事军工生产。[ 61]
在劳工大臣贝文的坚持下，“改善劳工标准、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内容被加入到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 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共同发表的《大西洋宪章 》中。[ 53]
贝文也在改善工作条件，增加了失业救济、养老金水平，提高男性工人（如矿工、铁路工人和农业工人）的最低工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同时还说服或以取消从业资格的威胁下强迫雇主改善公司的医疗福利、卫生和安全保障水平。医生、护士在工厂车间的时间增长了三倍，工厂医生的数量从60上升到1000名。然而，这一规定在较大的工厂中被更严格执行，较小的雇主继续“几乎不遵守”。这些措施使事故率在1942年后下降。
“基本工作令”的出台为保证就业、支付薪俸、履行工资协议以及为工人提供适当的福利设施等举措做出了规定。作为福利计划的一部分，贝文在工厂推出了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包括半日食堂（mid-day canteen）音乐会。对于因停电等情况而难以购物的工人，设置特殊的购物设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还设立国家标准，为国内医院和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适当的福利、工资和环境。[ 67] [ 68] [ 69]
根据贝文的规定，企业必须雇用布局专家、生产工程师、技术顾问和劳动监察员以助企业转为战时生产模式。“这创造了劳动力升级的机会，并逐渐培训那些技能不足的人。”除了在各种工厂和工作中培训人员所采取的措施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主管、经理和工人接受了劳动部培训中心的指导。还采取步骤确保得到适当培训的工人支持军队，如维修受损船只。对海员们来说，贝文引入了海员福利公约，并监督其执行。贝文也通过了各种法律来帮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或从事贸易《民事就业法》赋予所有参军前有工作的人复职的权利“不论他们是否志愿在地方自卫队或被征召入伍服役。”[ 67]
在贝文鼓励下，工会地位显著提高。工会被接纳入各级政府和工业界的联合磋商中代表工人，雇主组织也获得了类似的地位，资本和有组织的劳动力已成为“监管机构”，在三方产业关系体制内“国家处于支点位置”。贝文的传记作家认为：“以工会为代表的有组织工人阶级首次与战时国家企业建立了平等的伙伴关系。”
贝文进一步扩大了集体谈判，扩容工资委员会，到战争结束时，工资委员会的最低工资条款涵盖1550万工人。在车间内，贝文直接鼓励组建联合生产委员会，以扩大工人对工业的参与。到1944年6月，已有近4500个此类委员会成立，涉及350万工人。到战争结束时，联合生产委员会正在干预曾被认为是雇主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如健康、福利、劳动力转移、机器和人员配置、技术、计件工资和工资支付系统。这些发展带来了工作条件的显着改善，1942年的“大众观察（Mass-Observation）”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20世纪30年代的“快速解雇和无解释的开除”几乎已经消失。在20世纪40年代，职业健康和安全标准的显着提高是由于经济“‘核心’”部门中较资深工人的议价能力 上升以及“战时和战后更主动的国家”兴起。1940年代可谓工会权利高歌猛进的年代，在此期间，劳工的调整和控制工作能力显着提高。这得益于充分就业，以及1939年到1950年间工会会员数量的增长——从32％增加到45％。
贝文还主导通过了《1943年餐饮业工资法》和《1944年残障人士就业法》。
在工人抚恤金 （ 英语 ： Workers' compensation ） [ 70]
在工党大臣们努力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社会各阶层负担更加平等。牟取暴利得到有效控制，而租金管制和食品补贴抑制了战时通货膨胀。战时的工资被允许增加，并且涨幅超过了通胀率，而税收制度变得更加进步，税收变得更加针对富裕阶层（在艾德礼政府延续这一倾向，所得税税率在最高时的1949年达到98％）。这些政策导致财富差距缩小，1938年至1947年期间工薪阶层工资收入的实际增加了约18％，而同期财产收入实际下降了15％，白领阶层工资下降了约21％。
战争期间，工党显然比保守党更多地考虑战后的重建和有关福利。1940年，工党公开宣称：社会主义的英国已不再是乌托邦 ，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目标。该年年末，不管部大臣格林伍德被赋予规划“如果我们的社会要向前发展，必须采取一些实际步骤”（丘吉尔语）的任务。1941年6月，为响应工会大会关于英国社会保险制度存在不足之处的观点，格林伍德成立了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跨部门委员会，以调查英国的社会福利计划，并研究可改进之处。格林伍德任命自由党 人威廉·贝弗里奇 为委员会主席。[ 53] 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 》（又称“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设计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公民社会福利制度，为全英国所有公民提供了医疗、就业、养老和其它福利保障，对英国社会保障 制度诞生及福利国家 建立起到重要作用。[ 71]
克莱门特·艾德礼 ：1945-1951年任首相随着1945年5月欧洲战事结束 ，工党选择不再重蹈1918年自由党的覆辙，决定退出联合政府，要求丘吉尔举行大选 。令许多观察家感到惊讶的是，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以不到50％的选票赢得了145席的多数优势。战争期间的民意调查显示，英国民意发生左 移，赞成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 36]
历史学家Francis认为，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 和党代会对强调道德和物质双改善的社会主义的定义达成了共识。艾德礼政府 （ 英语 ： Attlee ministry ） [ 72]
工党政府上台后就开始兑现其竞选宣言《让我们面对未来》中的诺言，对英格兰银行 、煤矿、钢铁、电力、天然气、电话和内陆运输（包括铁路、公路运输和运河）等主要工业和公用事业实现国有化，工党政府又着手实施一系列社会福利计划，特别是通过国家保险法条例的出台，发展并实施了威廉·贝弗里奇“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构想。1948年由卫生大臣 安奈林·贝文 主持成立了英国国民卫生系统 （NHS），令工党至今引以为荣。[ 73]
在1947年1月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艾德礼和六位内阁大臣，包括外交大臣 欧内斯特·贝文 ，决定着手发展英国核武器计划 （ 英语 ： Nuclear weapons of the United Kingdom ） [ 36] 印度 、巴基斯坦独立 、缅甸 和锡兰（斯里兰卡）独立后开始了拆解大英帝国 的过程。
工党在1950年大选 中获胜，但多数席位大幅减少到只剩五个。大选后不久，工党政府开始出现严重错误。国防问题已成为使工党分裂的问题之一，国防开支在朝鲜战争 期间的1951年达到GDP的14％；[ 74] 财政大臣 休·盖茨克 引入NHS假牙和眼镜的处方费 （ 英语 ： Prescription charges ） 哈罗德·威尔逊 辞职，这标志着工党不再坚持免费治疗原则。
此后不久，又举行1951年大选 ，工党以高票败选，获普选票数甚至高于保守党。纵使如此，工党政府所进行的大多数变革也都被保守党政府接受，并成为“战后共识
1951年大选失败后，工党内部围绕着公有制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形成了两种观点。右翼观点认为进一步扩大国有化是没有必要的，现阶段工党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工党在执政时期已取得的成就，提出具体的提高现有国有化企业效益的实际可行的方法，要求党采取温和的社会民主 立场，这个派系被称为“盖茨克尔主义 ”，休·盖茨克尔 、安东尼·克罗斯兰 （ 英语 ： Anthony Crosland ） 贝文主义 ”，安奈林·贝文 是其领袖。整个50年代，工党就是在争论中度过的。1950年代经济复苏和当时人民对保守党政府较为满意程度的事实，使工党十三年间一直在野。
在1955年大选 中被击败之后，艾德礼辞去了党领袖 之职，由盖茨克继任。通常与领导层投相同票的工会集体票 （ 英语 ： Voting bloc ） [ 3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中，工党执政的各地方当局在住房和城市中心的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 ，富有远见但腐败的丹·史密斯 （ 英语 ： T. Dan Smith ） 拜克墙 （ 英语 ： Byker Wall ） [ 8]
在此期间，首先出现了导致工党连续数十年分裂的三个主要问题：核裁军 、要求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党章第四条 ，它要求对英国经济中的所有生产资料进行最终国有化。党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 期间短暂恢复并统一起来。保守党受到危机的严重破坏，而工党因反对安东尼·艾登 首相的政策而焕发青春。但艾登被哈罗德·麦克米伦 取代，同时经济持续改善，工党又走下坡路。
1959年大选 中，保守党的口号是：“保守党的生活会更好，不要让工党毁了它”，结果政府的多数票增加了。大选失败后，工党陷入内部路线之争，党领袖盖茨克提出要对党章第四条进行修改，认为它是造成工党在大选中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他看来，公有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第四条使选民对工党产生了误解，即认为工党要对英国经济的全部。在党内大多数人的反对下，盖茨克尔只能让步。这件事破坏了内部的团结，还直接导致1960年气氛对盖茨克明显不利的党代会上，其不主张单方面核裁军的建议在党内被否决。他只有宣称将“战斗、战斗、再战斗来拯救我爱的党。”回应之。该决定在1961年被推翻，但仍然是一个分歧性的问题，许多左派人士呼吁换帅。
保守党政府于1962年试图带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盖茨克因反对英国加入而流失了一些支持者。盖茨克在1962年10月的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声称，加入欧共体意味着“英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欧洲国家的终结。我不吝再讲一遍。这意味着一千年的历史终结。”
50、60年代，修正主义在党内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倾向，它来自安东尼·克罗斯兰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 （ 英语 ：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 道格拉斯·杰伊 （ 英语 ： Douglas Jay ） 罗伊·詹金斯 ，及为《社会主义评论》撰稿的作家们。这些人目的是重新制定社会主义原则，并使工党的政策与不断变化的英国社会和经济相协调。修正主义者首先拒绝了社会主义应该首先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联系起来的旧观点。这意味着持续的国有化不是其中心目标。其次是关注个人自由、社会福利和平等的政治价值观。而消灭或推翻富人和精英的旧要求在扩大政府税收、扩大教育机会和扩大社会服务的新要求映衬下形同被轻描淡写。修正主义者坚持认为，必须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混合经济，资本主义和企业家精神应发挥核心作用。[ 75] [ 76]
盖茨克尔为挽救工党提出了新的折中建议 :工党保留公有制的神主牌位，但公有制的含义被扩展，包括完全国有、合作、混合等形式。而工党对私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积极的认识。公有制是否要进一步扩大，应据英国民意和实际情况而定。新建议在党内被通过，而且得到了左派的认同。1962年，内部的激烈争斗消失后，工党又重新团结起来，工党的威信上升，有了重新执政的希望。
盖茨克于1963年1月突然死于红斑狼疮 。哈罗德·威尔逊被选为工党新领袖。威尔逊提出了“蹉跎十三年”一词，作为1964年大选的口号，意指保守党政府浪费了十三年的时光。[ 36]
哈罗德·威尔逊 ，两次任英国首相 (1964–70，1974–76)经济不景气，再加上1960年代初的一系列丑闻（最臭名昭著的是普罗富莫事件 ），在1963年吞噬了保守党政府。1964年大选 ，工党以4个席位的多数席位重返政府。1966年大选 中将多数席位扩大至96个，但1970年大选 ，工党却出人意料地败北。70年代以后英国经济开始恶化，威尔逊组成少数政府再次上台。为了从恶化的经济状况中摆脱出来，威尔逊政府只能放弃过去的社会主义政策，转而采取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的方法，以求减少赤字，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来解决英镑贬值问题，抑制通货膨胀。然而，上述措施没有遏止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而工党失败的结局几乎在预料之中。
1960年代的工党政府与1940年代的前任工党政府不同。威尔逊相信经济计划是解决英国经济 问题的一种方式。威尔逊成为工黨黨魁后，提出了“专家治国的集体主义”观点，强调技术专家和有效的国家干预的重要性。他主张将科学技术和国家经济计划 有机结合起来，突出自然科学 和教育的重要性。威尔逊最为人提及的口号“技术白热化”，指的是英国工业的现代化。这要通过迅速采用新技术、政府出资改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在科技部 （ 英语 ： Minister of Technology ） 经济事务部 （ 英语 ：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conomic Affairs ） 贸易收支 ，同时工党谨慎地对“奢侈品 ”商品和服务征税。
实际上，工党抱持“凯恩斯主义 共识”难以管理经济，国际市场 也对工党政府做出反弹。事情的发展使最初的乐观情绪烟消云散。上台执政后，政府获悉贸易逆差 远比预期的要严重。这很快导致了外汇危机 （ 英语 ： Currency crisis ） 英镑 汇率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1967年11月，政府还是被迫将英镑从2.80美元贬值 到2.40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声誉。接下来，政府对公共支出实行更严格的控制，而必要的紧缩 措施引起了工党党员和工会的恐慌。结果，贬值和紧缩措施成功地使英国国际收支 在1969年转正。但是，国际收支出人意料地在1970年又出现了轻微赤字。这些糟糕的数字是在大选投票之前公布的，人们被认为是工党失败的原因之一。
为了讨好工党多数左翼支持者，威尔逊政府在1967年将钢铁业国有化（该集团在1950年代被保守党政府私有化），从而组建了英国钢铁公司 。
1964-1970年工党政府推动了广泛的改革，领域包括：社会保障[ 77] [ 78] [ 79] [ 80] [ 81] [ 82] [ 83] [ 84] [ 85] [ 86] [ 87] [ 88] [ 89] [ 90] [ 91] [ 92] [ 93] [ 94] [ 95] [ 96] [ 97] [ 98]
在内政大臣 罗伊·詹金斯 的推动或支持下，多项自由主义 社会改革得以实施，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同性恋 和堕胎 的部分非罪化、离婚 法律的改革、废除剧院审查 和死刑 （少数犯罪，特别是叛国罪 除外）以及调解种族关系和解决种族歧视 的各种立法。
威尔逊的支持者还强调放宽对非缴费型福利的经济状况调查 ，将养老金与收入挂钩以及提供工伤福利。
威尔逊政府还对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尤其是扩大综合学校 （ 英语 ： Comprehensive school ） 开放大学 。
尽管威尔逊政府面临经济困难，但它还是能够在许多国内政策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正如1971年威尔逊自称的那样，
尽管存在种种困难，并且需要将资源从国内支出、私营部门 和公营部门 转移到我们出口市场的需求上，我们仍在扩大社会服务、保健、福利和住房，这是我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 99]
扩大社会福利被视为第一次威尔逊政府的主要成就。[ 100]
威尔逊政府在1969年提议对英国的劳资关系 （ 英语 ： Industrial relations ） 代替冲突 （ 英语 ： In Place of Strife ） 白皮书 进行概述，该白皮书提议赋予以有限制的工会法定权利。白皮书获威尔逊首相和就业大臣芭芭拉·卡素尔 支持。但遭到了工会联盟 以及财政大臣詹姆斯·卡拉汉 等一些重要阁员的强烈反对。
反对者赢得了胜利，提案被搁置了。该事件对威尔逊的政治威信造成了破坏，威尔逊首相的支持率降至26％。成为有相关民意调查以来最低。
事后许多人议论说，工会未能采纳白皮书的提议，导致1980年代自己的权力被玛格丽特·撒切尔 政府更加严格地控制。
1970年大选 ，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哈罗德·威尔逊政府，这反映了1966年许多投票给工党的选民的幻灭感 。保守党很快陷入困境，在签署《桑宁代尔协议 （ 英语 ： Sunningdale Agreement ） 阿尔斯特统一主义者 和许多本党内的统一主义者。希思政府还面临1974年矿工罢工，被迫“每周限电三天 （ 英语 ： Three-Day Week ）
对于希思、威尔逊和卡拉汉三届政府而言，1970年代被证明是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面对石油危机 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下滑，英国经济遭受重创。
1970年代，工党的左派和右派之间重新出现了紧张气氛，最终导致1980年代工党的灾难性分裂，右派人士另成立社会民主党 。在对1960年代工党政府感到失望和“修正主义”右派失败之后，托尼·本恩 和迈克尔·富特 领导的左派在70年代初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 101] 社会契约 ”，并呼吁大范围实行公有制和国家计划。当年的工党年会接受了这个方案。威尔逊首相公开接受了其中的许多政策，但仍有所保留，因经济形势使其几乎没有回旋余地。然而实际上，1974年工党重返执政后，该方案的许多建议都被淡化处理。
1974年2月大选 后，工党在阿尔斯特统一主义者的支持下组建了少数政府 ，重夺执政权。保守党虽然赢得了更多的普选票，却因为议席减少而无法组建政府。这是自1924年大选 以来第一次出现两个主要政党得票率都未能获得超过40％，也是工党在连续六次大选后首次得票率不足40%。工党为了争取取得多数席位，于10月份 再次举行大选，赢得了319个席位，多数优势扩大到3席。
英国于1973年希思政府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当时威尔逊和工党反对此事。威尔逊执政后，转而支持之，但未能在工党年会上获通过[ 102] 全民公投 ，投票结果为三位之二的选民支持英国继续作为欧共体成员。这个问题也成为日后工党分裂的诱因之一。
在1971年希思政府初步立法过程中，由工党副领袖 罗伊·詹金斯 领导的72名工党国会议员（包括未来的党领袖 约翰·史密斯 ）支持加入欧共体，与保守党政府立场一致，他们违抗工党党鞭的督导，与自由党议员一道挫败了同样违抗本党督导的保守党疑欧派 叛乱分子。[ 103]
詹姆斯·卡拉汉 ，1976-79年任首相1976年4月，威尔逊令人惊讶地宣布退休。詹姆斯·卡拉汉 继任首相，他立即开除了内阁中的左翼分子（如芭芭拉·卡素尔 ）。
1976年，工党两位国会议员脱党另组苏格兰工党 （ 英语 ： Scottish Labour Party (1976) ） 权力下放 问题变得越来越有争议，特别是在发现北海油田 后。
1970年代的工党政府面临巨大的经济问题和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面对全球经济衰退 和螺旋通胀，英国的许多传统制造业无法面对外国竞争而逐渐崩溃。失业、产业动荡正在加剧。
1973年左派方案为实现“权力和财富不可逆的转移”而提出的经济政策是[ 104] 财政政策 如提高公共开支 之后[ 105] 经济政策 ，减少支出和限制工资上涨。如1975年工党政府推出了紧缩预算，减少1977-78财年约9亿英镑的公共支出，削减了约20万个的就业机会。[ 106]
认识到工资限制对普通工人生活水平的负面影响后，工党政府于1977年3月和10月发表了扩张性预算，并于1978年4月再次通过减税以提升扣除通胀因素的家庭开支，同时显着增加儿童福利。[ 105]
研究显示大多数家庭可支配实际收入平均减少7%，有四个孩子的家庭更减少了20%之多。虽然1978/79年，大多数家庭的生活水平几乎已经恢复到1973/74的水平，但如社会学家彼得·汤森德 （ 英语 ： Peter Townsend (sociologist) ）
在税收领域，一直酝酿的财产税从未得以实施[ 107]
工党在教育领域取得了各种成就。1974年至1979年之间，建立了近1000所新的综合学校，到工党任期的最后一年，超过80％的儿童就读这类学校。政府向学校部门投入更多资金，提供了大量继续教育机会。
1976年秋，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 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申请贷款，以缓解英国财政和经济的困难。贷款附带的条件是要求实行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例如大幅削减公共支出，这在工党的支持者中是非常不受欢迎的。政府只能放弃1973年通过的激进方案，这极大地激怒了能源大臣托尼·本恩 等左翼分子。后来人们发现，本不必申请这笔贷款。问题出在财政部 错误的财务预估，高估了政府发债的需求。所以政府只接收了一半的贷款，到1979年全额偿还完毕。
1970年代工党政府对经济采取干预主义 的方法，成立了国家企业委员会 （ 英语 ： National Enterprise Board ） 国有化 ：陷入困境的汽车制造商英国利兰 在1975年被部分国有化。1977年，英国宇航公司 以及英国造船 （ 英语 ： British Shipbuilders ） 英国国家石油公司 （ 英语 ： British National Oil Corporation ）
1974年10月大选，工党只有3个多数席位。到1977年，几次补选失利后，卡拉汉事实上领导的是一个少数政府，被迫与其他政党达成协议以求生存。1977年，工党与自由党 就“自由-工党协议”进行了谈判，一年后终止谈判。此后，工党转而与苏格兰民族党 和威尔士党 达成了协议，这使政府又获得了喘息之机。
各地民族主义政党要求将权力下放到各个构成国 ，以换取他们对工党政府的支持。1979年3月举行了苏格兰 （ 英语 ： 1979 Scottish devolution referendum ） 威尔士 （ 英语 ： 1979 Welsh devolution referendum ）
1973年的石油危机造成了英国经济的高通胀，在1975年达到26.9％的峰值。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试图通过与工会签订社会契约来对此进行遏制，规定了工资限制 （ 英语 ： Incomes policy ）
人们普遍预期卡拉汉将在1978年秋天举行大选，当时多数民意调查显示工党拥有领先优势，虽然优势很小。然而，他决定将工资限制政策延长一年，以期在1979年能更好地改善经济状况，再从容举行大选。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延长工资限制在工会中是不受欢迎的，政府试图对加薪实行“5％的限制”，这引起了工人和工会的普遍不满，工党政府与工会的关系破裂了。
在1978-79年冬季，英国发生了大规模罢工，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货车司机、铁路工人、汽车工人以及地方政府和医院的工人参加了罢工，人们日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史称“不满的冬天 ”。
卡拉汉对危机的放任态度被认为使公众对政府管理国家的能力产生了严重的负面看法。苏格兰民族党撤消对政府的支持后，保守党发动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1979年3月28日，下议院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大选不得不举行。
1979年大选 ，工党被玛格丽特·撒切尔 领导的保守党 击败。在1974年2月至1979年间，工党的受支持度几乎没有变化，但1979年大选，保守党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支持大幅度提高，这主要由于自由党未能分散保守党票源，且总投票率也上升了。
撒切尔政府利用工会在“不满之冬”期间的表现，来为1980年代针对工会的立法辩护。
工党政府以牺牲与工会关系为代价[ 108] [ 108] [ 109]
为了改善受领国家福利者的生活水平，政府将短期福利与通货膨胀率挂钩，而养老金和长期福利则与物价或收入的增长挂钩，以较高者为准（此前，收益增加仅与物价格挂钩）。[ 110]
尽管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因未能将工党的社会主义理想付诸实践而被许多社会主义者指责，但却给英国社会带来了更多的社会正义，并显着减少了贫困[ 111] [ 112] 埃里克·肖 （ 英语 ： Eric Shaw ）
迈克尔·富特，玛格丽特·撒切尔 执政初任反对党领袖 1979年大选失败后，卡拉汉留任了一段时间的党领袖，目的就是确保领袖仍由国会议员选出，而不是左翼要求的国会议员、选区组织、工会组成的选举团选出。工党内经历了在迈克尔·富特 、托尼·本恩 领导的日益强大的左翼势力（这些左翼分子在基层党组织中占主导地位）与丹尼斯·希利 领导的右翼之间痛苦的内斗，分歧日益加剧。人们普遍认为，希利将赢得1980年的党领袖选举，但因策略的失误，败于富特之手。
撒切尔政府决心不像希思政府那样偏离保守派议程。1980年的通货紧缩 预算，政府大幅削减福利支出，最初的短期失业率 急剧上升。保守党政府减少或取消了对陷入困境的私营企业的国家援助，导致在英国许多地区，特别是处于工党票仓地带的企业大量裁员。但是，政府立法扩大了居民购买公共的政府救济住宅 （ 英语 ： council house ）
富特是资深的核裁军运动 活动家，工党内部的大西洋主义 者对此感到不安。
富特上台后，左派如愿以偿地改革了党领袖选举制度，在新制度中引入选举团，其中各部分投票权占比为：工会40％、基层组织30％、国会议员30％。工会部分实行比例投票制，每千名缴纳会费的会员拥有一张选票；基层组织选区工党部分实行集体投票制，即每个选区组织只有一张选票；国会议员为一人一票。这使得积极分子和附属工会在领袖选举团的份量大为提高。其他制度性改革则有：选区的党组织都具有轻松取消现任议员连任的能力，这样全部工党国会议员都受制于自己选区的积极分子，而这些积极分子往往是左派。右翼坚持党领袖仍只由国会议员选出。
工党因此而分裂；1981年1月25日，前消费者保护大臣谢丽·威廉姆斯 （ 英语 ： Shirley Williams ） 比尔·罗杰斯 （ 英语 ： Bill Rodgers, Baron Rodgers of Quarry Bank ） 罗伊·詹金斯 和前外交大臣戴维·欧文 组成的“四人帮”领导部分中间派议员脱党，另组社会民主党 。他们认为工党已被左翼分子绑架。[ 113]
1981年，由各工会领导人组成的圣埃尔敏 （ 英语 ： St. Ermin's Hotel ） 丹尼斯·希利 、前体育大臣丹尼斯·豪威尔 （ 英语 ： Denis Howell ） 约翰·高定 （ 英语 ： John Golding (British politician) ） 吉尔斯·雷迪斯 （ 英语 ： Giles Radice ） 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 和工会大会 总理事会。[ 114] [ 115]
中间派和右翼的举动进一步把党推向左倾，但党还未左到让本恩成功挑战希利的副领袖地位的地步。[ 114]
在富特的领导下，党的议程越来越多地由左翼强硬派主导。因此，工党发表有史以来最左的竞选宣言参加1983年大选。这个宣言被工党议员杰拉尔德·考夫曼 （ 英语 ： Gerald Kaufman ） 史上最长遗书 （ 英语 ： the longest suicide note in history ） 上议院 、单方面核裁军、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 、退出北约 以及国家对经济和金融机构彻底和广泛的控制。[ 116]
宣言吓跑了工党许多右翼支持者。本恩派分子处于优势地位，右翼几乎无法阻挡或淡化宣言，许多人只有冀望于选举的断崖式失败沉重打击迈克尔·富特和顽固左派的政治威望，使工党得以从强硬的社会主义立场转向温和民主社会主义 立场。
许多媒体，特别是保守党政府的支持者，都抨击工党的宣言及其竞选方式，工党当时倾向于依靠传统的公开集会和拉票活动竞选而不是打媒体战。相比之下，保守党进行了一场以选民恐惧“不满的冬天”重演为根基的专业化竞选。除此之外，在1982年6月的福克兰群岛战争 胜利后，英国国内兴起一阵爱国主义浪潮，撒切尔政府的声望急剧上升，这使它得以扭转上任之初因失业和经济困难而不受欢迎的声望。的确，撒切尔夫人敢于在1983年6月举行大选，尽管按照国会完整任期大选应在1984年举行。
1983年大选 ，工党遭遇了自1918年 以来的最大一次失败，其得票率仅比社会民主党高2.2%，赢得27.6％的选票，获得209个席位。社民-自由党联盟 （ 英语 ： SDP-Liberal Alliance ）
尼尔·基诺克接替富特领导工党 富特引咎辞职，尼尔·基诺克 于1983年10月2日当选为新领袖，尽管基诺克本人也有左派背景，可是他上任后逐步向中间派靠拢，与左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基诺克致力于重新树立工党是普通大众党的形象，任用彼得·曼德尔森 等人为党进行全新的现代化的政治化妆；经济上放弃全盘国有化政策，同意降低高收入阶层的税率；在国防上放弃单方面核裁军立场。
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工党左翼控制的各地方当局（被政治对手称为“疯狂的左派”）的兴起对工党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它们强调改善住房和生活便利设施[ 117] 工人控制 （ 英语 ： Workers' control ） 新自由主义 。左翼人士认为，地方议会、社区团体和市政厅 组成了国会外反对派。曾经是工党左翼成员、后任内政大臣的戴维·布兰基特 （ 英语 ： David Blunkett ） [ 8]
越来越多的工党地方当局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公开与撒切尔政府对抗。它们没有按中央政府意愿削减开支，反而提高了地方税率，并与海外银行和私人金融机构签订了各种借贷和售后回租 （ 英语 ： lease-back ） 建设计划 （ 英语 ： capital program ） 地方税率上限之乱 （ 英语 ： Rate-capping rebellion ）
由于住房需求高的地方基本是由工党执政的，而各种社会需求支出最高的地方当局也是如此，是故中央政府削减支出，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工党执政的都会区的地方当局。[ 118]
1981年至1986年，肯·利文斯通 领导的大伦敦议会 [ 119] [ 120] 格拉斯哥 、利物浦 、谢菲尔德 以及伦敦所属区议会（如兰贝斯 、卡姆登区 和伊斯灵顿 ）采用的政策对撒切尔政府坚持削减预算和私有化提出挑战。[ 36]
在1985年初，左翼激进分子控制的利物浦市议会 （ 英语 ： Liverpool City Council ） 托洛茨基主义 派系战斗倾向 的领导人德里克·哈顿 （ 英语 ： Derek Hatton ）
工党在1987年大选 中增加20个席位，从而将保守党的多数席位从143个减少到102个，工党保住了自己英国第二大政党的地位。而社民-自由党联盟再次未能在席位上取得突破，在政治上无以为继，社会民主党不得不与自由党合并成自由民主党 。
1987年大选后，基诺克开始主导一系列旨在夺回执政权的党内改革。在领袖选举制度上，基诺克提议将选举团中选区工党的集体票（即每个选区党组织只有一票）改为一人一票，但未能在年会上通过。在组织架构上，对党年会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改革大为减弱了地方党组织影响政策的能力。在政策上，他发起政策审查 （ 英语 ： Policy Review (Labour Party) ） 工党倾听 （ 英语 ： Labour Listens ） 社会民主 风格的粉红玫瑰代替了战斗意味浓厚的红旗。这些改革引发左翼不满。1988年，托尼·本恩 对基诺克的领袖 之位发起挑战，结果以较大差距落败，这标志着工党左翼的式微。
基诺克的改革恢复了党内团结，唤起了工党的自信，在1989年显现成效，民意调查表明，工党将在1989年-1990年间的几个地方当局选举以及几个国会议席补选中获得较大优势的胜利。1989年欧洲议会选举 工党赢得了40%的选票，这是15年来工党首次在全国范围的选举中得票多于保守党。
1990年撒切尔 首相辞职后，工党要求立即大选。当时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工党将会赢得大选。新首相约翰·梅杰 上台后，民意朝有利于保守党方面转变，即便1990年的经济衰退也没能改变这一点，两党支持率进入反复拉锯，民调结果也显示工党只能组建少数政府或悬浮议会 。梅杰则因1991年地方选举保守党战绩不佳而避免于当年举行大选。
1992年大选 的竞选活动中，工党在谢菲尔德 举办的美式风格政治集会 （ 英语 ： Sheffield Rally ）
在对工党为何失败的反思中，人们认为影子财政大臣约翰·史密斯 宣布的“影子预算”成为保守党攻击工党提高税率的口实。另保守派媒体（包括鲁伯特·默多克 的太阳报 在内）的有计划攻击也被认为对打败工党甚有力焉。
1992年7月史密斯当选党领袖。左派人士与那些右翼“现代化者”间的紧张气氛再次出现，他们都主张以根本性的方式对党的立场进行彻底修改。在1993年的工党年会上，取消了在领袖选举中工会集体投票的做法，改为党员一人一票制 （ 英语 ： One member, one vote ）
1992年9月的黑色星期三 ，英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保守党政府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大失人心，到当年底，工党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于保守党。尽管经济衰退是在1993年4月宣布的，且随后出现了强劲而持续的经济增长，失业率也很快下降，但民调中的工党领先优势仍然很强。
工党在阻挡梅杰政府的两项主要政策的举措获得成功，证明了工党在1990年代日益强大。由于工党、通信工人工会 （ 英语 ： Communication Workers Union (United Kingdom) ） 皇家邮政 私有化计划被放弃。
另一重大政策被迫放弃是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 在1993年宣布将开征家用燃料和照明设备增值税，1994年4月初始税率定为8％，到1995年4月达到全额。工党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共运动，反对有争议的税收，征集到150万份有签名的请愿书。在1994年12月的下院关于第二阶段税率的表决中，保守党受到来自边缘选区后座议员 反对的一致压力，最后，政府在表决中被击败，有319票反对，而政府只获得了311票。[ 121] [ 122]
1994年5月，史密斯因突发心脏病 去世。在1994年英國工黨黨魁選舉 中，影子內政大臣 托尼·布莱尔 以57％的选票击败影子就业大臣约翰·普雷斯科特 和副领袖玛格丽特·贝克特 ，当选為新任工党党魁 。[ 123] [ 124] 影子财政大臣 戈登·布朗 才是史密斯继任者的热门人选，不过布朗已与布莱尔达成政治交易 而不角逐党魁。[ 125] [ 126]
新工党 英国工党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0年由托尼·布莱尔 及戈登·布朗 领导的一段历史时期 。这个名字来源于工党在1994年年10月工党年度大会 （ 英语 ： Labour Party Conference ） 宣言 草案《新工黨，新英國 （ 英语 ： New Labour, New Life for Britain ） 其党章的第四条 ，放弃工党对于国有化 的执念转而接纳了市场经济 。新版的第四条款平衡了市场和公有制、财富创造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 127] 外交大臣 安东尼·克罗斯兰 （ 英语 ： Anthony Crosland ） 彼得·曼德尔森 和阿拉斯泰尔·坎贝尔 的媒体宣传的共同影响，社会学家安东尼·纪登斯 的第三条道路 理论是新工党的政治哲学基础，这是一种试图综合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 的政治理念。新工党强调社会公正（而非平等）的重要性，强调机会均等 的必要性，相信利用自由市场 可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
宣扬“新工党”标签是为了重新赢得选民的信任，把党的现代化形象传递给公众。在尼尔·基诺克 和约翰·史密斯 的领导下，党试图以“新工党”标签扩大自己在选举中的吸引力，1997年大选 ，工党在上层阶级 和中产阶级 中的支持度显著提高，赢得了418个下议院 议席並取得压倒性胜利。[ 128] 貝理雅 亦是自1974年哈罗德·威尔逊 后首位赢得大选的工黨黨魁。[ 129]
前首相托尼·布莱尔 ，2007年4月摄于波兰 戈登·布朗 ，2007-2010年任首相1997年大选胜利后数月，工党政府在苏格兰 和威尔士 举行了有关权力下放 的公民投票 。工党在苏格兰有明显的多数支持权力下放，在威尔士的优势则较小。1998年英国国会通过法律，建立了苏格兰议会 和威尔士议会 ，1999年举行了首次选举。[ 130] 地区议会 和政府来继续北爱尔兰 和平的谈判。1998年签署了《耶稣受难日协议 》，建立了有108人组成的北爱尔兰议会，并就民族派 和联合派 之间的权力分享进行了安排。首相布莱尔亲自参与了谈判。[ 131]
1998年美国对阿富汗和苏丹发动报复性的无限延伸行动 ，布莱尔发表声明支持美国的行动[ 132] 2001年阿富汗战争 时布莱尔亦对美国施以军事协助[ 133] 萨达姆·侯赛因 涉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参加了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 行动[ 134] 曼彻斯特 ，反对英国占领阿富汗和即将发动的入侵伊拉克行动。[ 135]
2004年布莱尔宣布，如果他赢得2005年大选，将不会寻求第四次任期。[ 136] [ 137] 阿利斯泰尔·达林 宣布破产的北岩银行 将被暂时国有化，以贷款和抵押来偿还500亿英镑。去年美国次贷款危机 使得该行财务状况不稳定，私人买主不愿接手该行。[ 138]
2010年英国大选 ，出現自1974年2月以來首個懸峙國會 。[ 139] [ 140] [ 141] 英国首相 一职[ 142] [ 143] 戴维·卡梅伦 和尼克·克莱格 宣布保守黨 與自民黨 達成協議，組建65年首個和平時期的聯合政府 。[ 144] 在野黨 。
2010年9月25日，工黨舉行黨魁選舉。前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 在宣布竞选工黨黨魁时表示，新工党时代已经结束。[ 145] 文立彬 说：“我认为是时候从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和彼得·曼德尔森处继续前进，从新工党反对改革的当权派处继续前进，而我是这次选举中最可以翻开崭新篇章的候选人。我想坦率地说，大部分公民都希望我们翻篇了。”[ 146] [ 147] [ 148] 文立彬 擊敗其兄長文禮彬 ，成為新任工黨黨魁兼反對黨領袖 [ 149]
文立彬 ，前反对党领袖當時文立彬強調要引入「負責任的資本主義」和更多市場干預 ，以重新平衡經濟結構並降低對金融服務業 的依賴。[ 150] [ 151] 既得利益 和增加英國社會包容性的需要。[ 152] [ 153] 一國工黨 （ 英语 ： One Nation Labour ） 社會主義 和經濟改革以減低社會不平等 。
2011年，國會工黨 通過廢除該黨獨有的工黨影子內閣選舉 （ 英语 ： Labour Party Shadow Cabinet elections ） [ 154] 全國執行委員會 及工黨大會批准[ 155] [ 156]
2015年英國大選 ，工黨再次落敗，其議席數目減至232席，降至1987年大選時的水平；其中工黨在蘇格蘭 的議席減至一席。選後，文立彬隨即辭任黨魁。
杰里米·科尔宾 ，前工黨黨魁2015年9月12日，工黨舉行黨魁選舉，結果66歲的郝爾彬 擊敗3名對手，成為新任工黨黨魁、兼官方反對黨領袖。他在選前擔任超過32年的下議院議員，但在之前從沒有擔任影子內閣成員及內閣成員的經歷。在2016年脫歐公投，郝爾彬支持留歐，卻拒絕再作進一步的表態。脫歐公投後，工黨多數議員要求他辭去黨魁，其後在再度重選的工黨黨魁選舉中，郝爾彬再度勝出領導工黨。
2017年英國大選 ，選舉結果，工黨第三次落敗，但議席增至262席，是自2005年以來最多，普選票更大增10%至40.0%，郝爾彬的地位得以鞏固，以後文翠珊政府在國會因為工黨及其他留歐政黨的阻礙無法通過脫歐協議，直至2019年末，同意保守黨的建議，解散國會進行大選。
2019年英國大選 ，工黨對脫歐的問題只提出當成功執政後再度提出公投，在焦點主力放在左傾的社會經濟與民生政策上。選舉結果，工黨第四次落敗，議席減至202席，是1935年以來大選最差的成績。敗選原因郝爾彬被批評在脫歐事務上拒絕明確表態，亦因過份左傾的經濟政策導致落敗。郝爾彬之後表示不會再領導下一次大選，并随后宣布辞去领袖一职。
現任英國首相 施紀賢 2020年英國工黨黨魁選舉 中，施紀賢 击败丽贝卡·隆-贝利 与麗莎·南迪 ，于4月4日接替科尔宾成为新任工黨黨魁。任內，他將工黨路線推向回中間派 定位，並致力於消除黨內的反猶太主義 問題。他亦多次與前黨魁郝爾彬 劃清界線，強調工黨應重新以成為執政黨為目標，而非繼續為壓力團體 。工黨的支持率於2022年再次超越保守黨，而他亦成功帶領工黨勝出2023年 及2024年 的地方選舉。
2024年英國大選 ，工黨再次取得壓倒性勝利，贏得411個下議院議席，並結束長達14年的保守黨 執政時期。[ 157] 貝理雅 後首位赢得大選的工黨黨魁[ 158] [ 159]
工黨在政治光譜 中位於中間偏左 [ 160] 工會運動 在英國國會 內發聲。在1918年，剛制定的工黨黨章確立該黨的社會主義路線，其中第四條款 訂明工黨會爭取「生產 、分配 和交換 手段」的公有制 。儘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英國約三分之一的產業被收歸國有，並持續至1980年代；到1950年代末，工黨內部右派開始質疑進一步推行國有化 的必要性。受安東尼·克羅斯蘭 （ 英语 ： Anthony Crosland ）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葛斯克 為首的黨內派系認為該承諾已不合時宜。1959年，工黨曾試圖刪除第四條款但未成功。直到1994年，托尼·布莱尔 及新工黨 的改革派才成功將其移除[ 161] 第四條款 已不再明確堅持產業公有制 ，而是提倡「市場的企業精神及競爭的嚴謹性」，以及「高質素的公共服務......應是公有的，或對公眾負責的」。
由於歷來受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影響，工黨往往支持政府干預市場 以及財富再分配 。例如，該黨在1974年10月的競選宣言中，將稅收 視為實現「財富和收入重大再分配」的手段。[ 162] 勞工權利 及建立福利國家 體制，包括由政府資助的公共醫療體系 。自1980年代末起，工黨逐步採納自由市場 政策[ 163] 社會民主主義 或「第三條道路 」政黨，而非民主社會主義 政黨。[ 164] [ 165] [ 166]
工黨是一個
民主社會主義 政黨。本黨相信透過共同努力，我們能夠取得比單靠個人更大的成就，從而為每個人創造機會實現真正的潛力，並建立一個由多數人掌握權力、財富和機會的社會，而非由少數人壟斷。我們享有的權利能夠反映我們應承擔的責任，同時我們本著團結、寬容和尊重的精神，自由地共同生活。
工黨是由個別黨員及選區工黨、附屬工會、社會主義社團和合作黨 組成的會員制組織。在下議院 ，所屬的國會議員 會自動成為國會工黨 （該黨的黨團 ）的成員。
在國家層級，該黨的正式決策機構包括全國執行委員會 、工黨大會 （ 英语 ： Labour Party Conference ） 國家政策論壇 （ 英语 ： National Policy Forum ） 政綱 及政策制定有最終決定權。 現時的工黨大會涵蓋多個「主題」言辭、嘉賓演講和問答環節，而對該黨政策的具體討論會在國家政策論壇上進行。
工黨並非一個法人團體 或具獨立的法人資格，而工黨的規則手冊會依法規範該黨組織及與其黨員的關係。[ 168] 工黨總幹事 會代表工黨的其他黨員。[ 169]
由於工黨是由多個工會 和社會主義社團 創立，因此該黨一直與工會保持緊密聯繫，並成為其對外形象及特點。任何屬工會聯盟 的英國工會只要繳付年費並認同工黨理念，即可成為該黨的附屬工會 （英語：affiliated unions ），有權選出13名全國執行委員會 委員（33%）及50%的工黨大會 （ 英语 ： Labour Party Conference ） [ 170]
工會及工黨聯絡組織 （ 英语 ： Trade Union and Labour Party Liaison Organisation ） [ 171]
近年，工黨及工會的關係越趨緊張。例如在2004年，鐵路、海事和運輸工人全國聯盟 因允許其蘇格蘭分支機構加入左翼的蘇格蘭社會黨 而被開除黨藉。其他工會也面臨其成員要求減少對黨的財政支持，並尋求更有效的政治代表來表達他們對私有化 、削減公共支出和反工會法的看法。UNISON （ 英语 ： Unison (trade union) ） 英國總工會 （ 英语 ： GMB (trade union) ） [ 172]
工黨是歐洲社會黨 的創始成員之一；英國仍然在歐盟成員國 時，該黨的歐洲議會 黨團（英語：European Parliamentary Labour Party ）的是社會民主進步聯盟 一部份。
1923年至1940年期間， 工黨曾經是社會主義工人國際 的成員之一。[ 173] 社會黨國際 的一員，而該組織亦是時任工黨黨魁 克莱门特·艾德礼 的推動下成立的。2013年2月，全國執行委員會 出於「道德考量及希望透過新渠道發展國際合作」，決定將該黨的組織成員身份降級為觀察員。[ 174]
2013年5月22日，工黨與德國社會民主黨 及其他社會民主 政黨合作，共同創立進步聯盟 。[ 175] [ 176]
歷任工黨首相
選舉 黨魁 得票 得票比例 總議席 +/- 結果 1900年 凱爾·哈第 62,698 1.8% ▲ 2保守黨 勝選1906年 321,663 5.7% ▲ 27自由黨 勝選1910年1月 阿瑟·亨德森 505,657 7.6% ▲ 11聯合政府（自由黨少数派政府） 1910 (10月) 喬治·尼誥·巴恩斯 （ 英语 ： George Barnes (British politician) ） 371,802 7.1% ▲ 2聯合政府（自由黨少数派政府） 1918 威廉·亞當森 （ 英语 ： William Adamson ） 2,245,777 21.5% ▲ 15自由黨/保守黨聯盟勝選 1922 約翰·羅伯特·克萊恩斯 （ 英语 ： J.R. Clynes ） 4,076,665 29.7% ▲ 85保守黨勝選 1923 拉姆齊·麥克唐納 4,267,831 30.7% ▲ 49工黨少數派政府（聯合政府） 1924 5,281,626 33.3% ▼ 40保守黨勝選 1929 8,048,968 37.1% ▲ 136工黨少數派政府（聯合政府） 1931 阿瑟·亨德森 6,339,306 30.8% ▼ 235國家聯盟 勝選（保守黨主導）1935 克莱门特·艾德礼 7,984,988 38.0% ▲ 102國家聯盟勝選（保守黨主導） 1945 11,967,746 49.7% ▲ 239工黨勝選 1950 13,266,176 46.1% ▼ 78工黨勝選 1951 13,948,883 48.8% ▼ 20保守黨勝選 1955 12,405,254 46.4% ▼ 18保守黨勝選 1959 休·蓋茨克 12,216,172 43.8% ▼ 19保守黨勝選 1964 哈羅德·威爾遜 12,205,808 44.1% ▲ 59工黨勝選 1966 13,096,629 48.0% ▲ 47工黨勝選 1970 12,208,758 43.1% ▼ 76保守黨勝選 1974 11,645,616 37.2% ▲ 13工黨少数派政府（聯合政府） 1974 11,457,079 39.2% ▲ 18工黨勝選 1979 詹姆士·卡拉漢 11,532,218 36.9% ▼ 50保守黨勝選 1983 邁克爾·富特 8,456,934 27.6% ▼ 60保守黨勝選 1987 尼爾·基諾克 10,029,807 30.8% ▲ 20保守黨勝選 1992 11,560,484 34.4% ▲ 42保守黨勝選 1997 托尼·布莱尔 13,518,167 43.2% ▲ 145工黨勝選 2001 10,724,953 40.7% ▼ 6工黨勝選 2005 9,552,436 35.2% ▼ 57工黨勝選 2010 戈登·布朗 8,606,517 29.0% ▼ 97保守黨勝選（與自由民主黨 組建聯合政府） 2015 文立彬 9,347,324 30.4% ▼ 26保守黨勝選 2017 傑瑞米·柯賓 12,877,918 40.0% ▲ 30保守黨勝選（保守黨少数派政府） 2019 10,269,051 32.2% ▼ 60保守黨勝選 2024 施紀賢 9,708,716 33.7% ▲ 209工黨勝選
選舉 地方選區 選舉區域 總議席 議席變化 執政黨 得票 % 議席 得票 % 議席 1999 （ 英语 ： 1999 National Assembly for Wales election ） 384,671 37.6 361,657 35.5 不適用 工黨–自由民主黨 2003 （ 英语 ： 2003 National Assembly for Wales election ） 340,515 40.0 310,658 36.6 ▲ 2工黨少數政府 2007 （ 英语 ： 2007 National Assembly for Wales election ） 314,925 32.2 288,954 29.7 ▼ 4工黨–威爾斯黨 （ 英语 ： One Wales ） 2011 （ 英语 ： 2011 National Assembly for Wales election ） 401,677 42.3 349,935 36.9 ▲ 4工黨少數政府 2016 （ 英语 ： 2016 National Assembly for Wales election ） 353,866 34.7 319,196 31.5 ▼ 1工黨–自由民主黨 2021 （ 英语 ： 2021 Senedd election ） 443,047 39.9 401,770 36.2 ▲ 1工黨少數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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