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強化了诸葛亮的军事指挥才能。历史上诸葛亮虽有军事成就，但不如政治功績耀眼。諸葛亮政治品德忠誠不二、奮鬥精神不畏艱難困苦、人格特色嚴於律己、人生態度積極進取、獻身精神死而後已、領導能力長於協調、管理思想以法為治，無論對於今人治軍治政置業，人生價值取向，都有著現實借鑒意義[1]。
比起诸葛亮政治功績杰出，其军事功績稍逊，但作为军事家，得到历代兵家认可。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唐太宗与李靖多次提到诸葛亮治军之法与八阵图，评价极高，并表明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评价是“史官鲜克知兵，不能纪其实迹焉”。唐朝时，评选诸葛亮与张良、韩信、白起等九位历代兵家为武庙十哲。诸葛亮军事著述众多，如《南征》、《北伐》、《北出》等，对中國军事界有一定贡献。
以下是诸葛亮自我评价以及其他人各时期对诸葛亮之正面、负面、正反兼顾、中性的评价，其中东汉末三国时期的评价中未标注来源者均来源自《三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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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 ” |
其大意为：“（诸葛亮）善于攻心，叛乱自然平息，自古懂得用兵的人并不是喜好战争的人；（诸葛亮）不审时度势，故他无论宽严都是失误，后人治理蜀地需要深思。”
“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僣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佗为偶，而以为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谓寿贬亮非为失实。且亮既据蜀，恃山崄之固，不达时宜，弗量势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负能，高自矫举。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反；后入秦川，不复攻城，更求野战。魏人知其意，闭垒坚守，以不战屈之。知穷势尽，愤结攻中，发病而死。由是言之，岂合古之善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乎？”修之谓浩言为然。（《魏书·卷四十三·列传第三十一》）
毛泽东青年时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求学期间，他在《讲堂录》里就批注诸葛亮是“办事之人”。1930年夏天，毛泽东在红四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战胜夏侯渊。但是，智谋高超的诸葛亮使用‘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则甘受军法。我们的战士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用不着使用‘激将法’。但是，我们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1950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对董其武将军说：“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1955年元旦，毛泽东在与王震讨论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时说：“可以组织屯垦戍边嘛！中国古代就有屯垦制，管仲搞过，诸葛亮在汉中也搞过呢！开荒就业，治疗战争创伤，巩固边疆，应该是个好办法。”1962年2月，毛泽东在和南京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孔从洲谈话中说：“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种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1953年8月，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向毛泽东汇报贵州擒获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请示是否杀掉她，毛泽东说：“不能杀。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毛泽东读《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纪三》失街亭斩马谡文字，对诸葛亮出师首战不在最前线写有眉批：“初战，亮宜自临阵。”且在《魏纪四》就诸葛亮出师木门道杀张郃事，批注眉批：“失街亭后，每出，亮必在军。”他也曾试图分析诸葛亮统一中国失败原因。针对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荆州、益州两路出击北伐曹魏的总战略，毛泽东评论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指诸葛亮的战略不妥，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让蜀汉失去兵力上的优势。后一句“三分兵力”指的是关羽之镇守荆州、刘备之进攻东吴、诸葛亮之北伐中原，“三分兵力”的历史事实最终导致蜀汉元气大伤，失去的统一中国的基础。然而亦有人不同意毛泽东的分析，隆中对本是希望以「利盡南海」的全個荊州支持荊州軍北伐，再加上益州進行鉗形戰略，但後來劉備未能達到，亦因南郡之失，才令關羽失去在襄樊之戰中的优势，而非為二分兵力之果。另一方面，对于失街亭、斩马谡的历史事件，毛泽东曾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当时诸葛亮应亲率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