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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學，即為兩宋至明代的儒學。雖然承襲自傳統儒學，但同時借鑒了道家甚至是道教和佛學的思想。
北宋嘉祐治平年間（1056年—1067年），儒學發展形成了王安石荊公學派、司馬光溫公學派、蘇軾的蜀學等派。
後來談兼性理而著名者，有周濂溪的濂學、张载的關中學派、二程（程顥、程頤）兄弟的洛學。後來洛學由朱熹發揚光大，在福建創出閩學。濂、洛、關、閩四學派，人稱理學四派。曾一度居正統之位的程朱理學是宋明理學的一支流，有時會簡稱為理學，並與陸象山（陸九淵）、王守仁（王陽明）的心學相對。
西方學術界通常將宋明理學稱為「新儒學」（英語：Neo-Confucianism，又譯新儒家），不同於自20世紀初發展、亦通稱為「新儒家」的當代新儒家（英語：New Confucianism）。
南北朝期間，道、佛成形，道家講玄理，佛家講空理。宋明理學雖以儒學內容為主，同時也借鑒了佛學和道教思想，講的則是「性理之學」。宋明儒者的學術，大致可以分為「北宋」、「南宋」，和「明代」三個階段。他們擺脫了唐代以來「疏不破注」的教條，慢慢培養了對經書懷疑的態度，從疑經走上了改經的道路。
宋代以前，儒學的地位相對低落，社會思想風氣多受佛教與道教影響。自春秋戰國以降，儒家雖在政治與文化上具有一定影響力，但長期未能成為穩定的主導思想。秦朝時期，以法家為治國理念，推行嚴刑峻法；西漢初年則奉行「黃老之術」，主張無為而治，以道家思想調整政局；至唐代中後期，佛教傳入後迅速流行，成為社會思想與宗教生活的重要力量。宋初承五代十國之亂後，政治秩序雖漸趨穩定，但社會上佛、道二家依然盛行，士大夫階層亦多受其影響。此時部分學者認為道德淪喪、價值混亂，儒家經典雖仍在科舉考試中占有地位，但缺乏完整的哲學體系與時代適應力。直至北宋中期，隨著士人階層的振興與政治、學術需求的變化，儒學才逐漸復興。[1]
《宋元學案》〈泰山學案〉記載黃震所言：「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俱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胡先生、孫先生與石先生，即謂胡瑗、孫復與石介，此三人又名宋初三先生。
直至周敦頤、張橫渠、程顥、程頤才始為大宗，上承儒家經典，講仁與心性，又講格物窮理。熙宁三年以后，王安石變法引发党争，二程分别退居洛阳，理學在此后七年或十年达到成熟[2]。
南宋以後，儒學分為三派——程顥開胡五峰之「湖湘之學」，程頤開朱子之學，也就是程朱理學，代表者乃朱熹；陸九淵則受程顥影響，並引述孟子而開出心學一派。全祖望评价：“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3]
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南宋前期虽然政府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和减削它的声望。[4]南宋以後，只有朱陸二系傳續不絕。
元代在全國大規模興建書院，極大推動了理學的發展與傳播。延祐復科後，程朱理學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由此走上理學正統地位。
明朝中葉，王陽明承陸九淵而闡發心學，創立致良知之“陽明學”，集心學之大成。明末劉蕺山呼應胡五峰而盛言以心著性之義。明末王學亦走入末流，黃宗羲说：“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是真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偷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
理學在明朝推行八股文以後逐漸走入空谈，讀書人只懂尋章摘句皓首窮經[5]，严重脱离实际，變成以学术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6]。在清代更是成為衡量讀書人的唯一標準。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读了崔蔚林的文章，说“岸然自负为儒者”实在“可鄙”。又说： “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康熙说“今視漢宮內，務道學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7]。他曾说：“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即使如此，康熙帝為了博取士大夫的支持，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颁布诏令，以朱熹配享孔子庙，成為孔廟十哲之一，标志着程朱理学成为了官方学术。[8]
清初發揚了漢學旗幟與宋理學對立，惠棟在評《毛詩注疏》時說：“宋儒之禍，甚於秦灰。”認為宋學偏離儒之本法太遠，應該回歸遠古考據「凡古必真，凡漢必好」。
現當代儒家信仰者亦多崇奉宋明理學，而其中又分為程朱理學派及陸王心學派，形成了新儒家思想。[9]
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包括：
陆王心学于程朱理学日趋僵化之际，而盛于明代中后期。张橫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则于心学日趋式微之际，与事功学派合流而盛于清代。
理學家有強烈的社會使命感，自視為「天民之先覺」，以天下為己任，要建立天下有道的社會[10]。
理學參照佛教禪宗而調整自己的思想結構，在修養方法以至世俗倫理都吸收了禪宗的成份，但理學又批判並超越了禪宗。程頤的「存養工夫」便從六祖慧能得來，理學強調超越之「理」，即自佛教所言的超越的「心」轉移而來[11]。
儘管相關的理學思想受到了佛教所宣揚的如來藏心説的影響，不過佛教認為世界是由生滅之心所成的，而道教徒及儒者認為 道體是萬物是萬物的內因而道氣是世界，道心之體寂然不動，道之活動則形成了世界，世界的實在性受到其所肯定， 理學家認為聖賢不僅體證道心，還帶着這種體悟去進一步地參與和改造世界，理學家所提出的道心説的源頭可被追溯到流傳於先秦時期的儒學思想，這一説法也與佛教及道教的觀點之間存在差別[12]。
理學家相信有「天理」，「理」在事上又在事中，人生在世必須在各自的崗位上做事以完成理分，即盡本份。佛教只強調「靜」的存心養性，理學則強調「敬」，「敬貫動靜」，不但是通向價值之源的超越境域，也是成就此世之事的精神憑藉，是入世做事的行動原則。敬就是一種全神貫注的心理狀態，演變成中國社會的「敬業」精神。理學強調勤勞勤學，愛惜光陰，認真把事做好，反對閑反對懶，也有類似禪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倫理觀念[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