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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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 |
 丁韪良 | |
| 別名 | 冠西（字）templatw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威廉·亞歷山大·帕森斯·馬丁 (1827-04-10)1827年4月10日 |
| 逝世 | 1916年12月27日(1916-12-27)（89歲） |
| 墓地 | 西直门外 |
| 宗教信仰 | 基督教 |
| 配偶 | 簡·范桑特（Jan Vansant Martin） |
| 父母 | 父：威廉‧馬丁（William W. Martin, 1781-1850） |
| 专业 | 傳教士 |
| Relatives | 長兄：孟子元（Samuel N. D. Martin, 1825-1903） |
| 聖秩 | 美北长老会 |
| 高級職位 | |
| 職位 | 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1898年—1902年） |
威廉·亞歷山大·帕森斯·馬丁（英語：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年4月10日—1916年12月17日），漢名丁韙良，字冠西（又說惪三[1]），十九世紀美北长老会派駐中國的新教傳教士，美國漢學家兼教育家[2]，在中國宣教史中與戴德生、楊格非並稱爲宣教士中的「三巨頭」[1][3]，在華生活62年（1850年－1916年，期間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參與晚清以降中國改革和服事長久，被譽「十九世紀的利瑪竇」[4]；清末民初國內外的評價，都認為其足以與赫德並列為最具影響力的在華外國人[5]。担任清廷同文馆總教習近二十五年，推動新式教育[2]，1898年起任被清朝皇帝任命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即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Inaugural president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6][7][8]，獲二品頂戴[7]。七十六歲時又重返中國，擔任湖北濟美學堂總教習兼仕學院公法教習。1916年在北京離世，並被葬於愛妻墓旁[2]。
丁韙良對中國文學、哲學、思想、風俗地理、人情世故等有很深入了解，寫過近20本有關中國的書，是清朝後期在華外國人中著名的中國通，加上他的西學功底以及通曉法語、德語、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等多種語言，可算「飽學宿儒」；他還翻譯了許多宗教、科學、法律、教育、歷史方面的文章及書籍，其中其翻譯《萬國公法》1864年出版，是當時最新和最為通用的國際法藍本，也是第一本向中國政府與中國讀者詳細介紹外國國際法的書，對近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影響很大，讓中國人接觸到「主權、人權、自由民主」等觀念，不但對中國政學、學界深具影響，中文版傳到日本後也引起日本學界的重視，成為日本法學的教科書，對明治維新產生過一定的作用。[7]
1827年4月10日，丁韪良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早年跟随父親學習基督教信仰。1848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之後進入印第安納州南部的長老會神學院——新阿爾巴尼神學院（Presbyterian Seminary at New Albany）。畢業後他被按立牧師，加入美國長老會海外傳道部。随着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争後簽訂《中英南京條約》，使得當時清朝開放五個口岸準許通商和傳教，丁韪良夫婦也在1849年11月下旬動身前往中國浙江甯波宣教。[1]
1850年，受美北长老会派遣，来到中国，在宁波传教10年。他主张发展世俗教育影响中国，意图通过教育向中國人传播基督信仰[9]。
據當時同行到華的長兄孟子元妻瑪格麗特（Margaret）書信所述，1850年丁韪良夫婦到達香港後先轉去廣州度過幾天，之後與孟夫妻分開行程，和其他一些人訂另艘葡萄牙船在5月5號出發，途中在廈門和福州停留，再到寧波會合。在寧波時丁韪良夫婦居留於城內，而孟夫妻則居於城外河岸上。[5]1851年丁韙良偕北長老會寧波支會在三面環水的江北岸建成槐樹禮拜堂傳教，又在教堂旁槐花樹下的崇信義塾（又名聖經書院，後遷杭州，之江大學前身）任教。為消除傳教、辦學中的語言障礙，丁韓苦學寧波方言、中國官話和漢語，在登岸寧波3個月後便能聽懂寧波話，半年後又會講寧波話，能用中英文和寧波話上課。[10]期間經歷太平天國，受過中國官員警惕，並有為沿海海盜肆虐而困擾。1855年9月左右和孟夫妻同乘一船，帶上家具、床褥、炊具、給養等物，到普陀山度過六個星期假期，據稱為丁來中國後的首次長期休養，在丁中途乘船往返寧波與島嶼之間時遭遇過海盜，被搶走一個月補給物資，結果要換船返回島上。[5]
當地宣教8年後，孟子元因染病而全家於1858年4月返回美國，丁韙良夫婦則差不多同時選擇北上上海、北京，兄弟二人從此東西懸隔，再無相聚。[5]1858年6月丁韙良任美駐華公使列衛廉翻譯，參與起草中美《天津條約》；1859年，丁韙良擔任寧波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使。[10]
1863年至1868年間，他來到北京工作，在宣教學者衛三畏幫助下在京城的總理衙門附近建立了教堂，並開始轉變宣教策略，轉向注重翻譯、教育以及外交等方式來推動事業[1][11]。 1898年，清政府賜予他二品官銜，
丁韪良在北京的服事策略主要從外交、教育這兩方面作爲他的工作重心[1]，經常擔任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的翻譯官。他被認為是第一個沿著大運河從北京到上海的外國人，並在《亞洲學會雜誌》（1866 年）上描述了這次旅行。1865年，他在京創辦崇實館，招收兒童，課以基督教義及經學常識。[10]1869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推荐下，丁韪良辞去了美北长老会的职务、擔任北京同文館總教習直至1895年，並擔任國際法教授。[12]丁韪良对中国的英语教学本土化做出了积极的、开拓性的探索[13]。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京师同文馆无论是在组织管理，还是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具有近代欧美学校的特点，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具有双语能力的外交官、外语教习和翻译。同文馆的新式教育实践促进了教育现代化，为辛丑条约后废除科举、建立新型教育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4]。
當與歐洲列強發生爭端時，特別是在1884年至1885年與法國的衝突期間，他擔任中國官員在國際法問題上的顧問。同年晉升為三品官員。1898年8月9日，在李鸿章推荐下，光绪皇帝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即北京大学首任校长，授二品顶戴兼任清政府國際法顧問[10]，但一直以来，丁韪良担任北大首位校长的事实却被刻意抹去了。[15][16]
丁韙良也和在華宣教士們積極組織活動，如與林樂知和李佳白等宣教士組織中國教育會，為中國學制提出改革建議[17]；與韋廉臣、李提摩太等創辦廣學會，通過辦學、出版書籍和報刊啓發維新人士、促進晚清維新和改革運動，產生深遠影響[17][18]。
1900年，73岁的丁韪良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他目睹了义和团屠杀中国教民和外国传教士的行为，因此非常厌恶义和拳民，严厉地批评他们是野蛮的人，并站在法治的角度要求对义和拳民进行严惩，才能与他们的砍杀劫奸的行为相称。
由于慈禧太后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所以丁韪良倡议放逐慈禧，并提议将海南作为对美国的赔偿，故此他在义和团运动后渐渐地不再受清廷的信任[16]。而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與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後，慈禧太后重新上台再實行的一些新政與之前不同，從以前受歐美傳教士影響轉而仿效日本[19]。1901年9月20日，因时局已稳，校长丁韪良奏请当时的庆亲王奕劻恢复京师大学堂。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课之后不久，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以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丁韪良等西教习。北大历史学者郭卫东认为“经费紧张”只是借口[16]。1902年前後 , 傳教士所擔任的新式教育機構的主要職務幾乎全被罷免[19]。
丁韙良最後十年在北京擔任長老教會榮譽傳教士。由於他對中國晚清的改革貢獻甚多，87歲生日時，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專門送去一副對聯表示祝賀，橫批為「學海耆英」。[4]
1916年12月初，年近九十的丁韙良在北京家中感染支氣管炎，轉為肺炎，12月15日開始昏迷，17日（星期日）清晨辭世。葬禮分成兩部分：先是悼念與追思，用中文，在城內的長老教會舉行，半年前才上任的大總統黎元洪派人致悼詞。葬禮的後一部分是安葬，美國公使館派8名騎馬衛兵在前開道，一輛四輪馬車運送棺材，棺上覆蓋著中美兩國國旗，這些旗幟來自丁韙良半個世紀前創建並擔任校長長達二十年的崇實館（現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送葬隊伍從西直门出西城，向北來到英國公墓，在那座教堂式建築裡舉行教會儀式，整個儀式都用英語。最後下葬於其妻子墓旁。[5]
鑑於他畢生對近代中國改革的貢獻，時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稱讚其為泰山北斗（非常傑出且受人尊敬）[8]。
丁韪良是19世紀實驗以拉丁字母拼寫中國方言的開拓者之一。1850年，他来宁波之后，通过半年时间学会宁波话，然后为其设计罗马字拼音方案，用拉丁字母稍加变通，创立了一套音标。此方案也被其他传教士和来宁波工作的外国人一直沿用。这对中国文化是一个贡献。后来，丁韪良的同事与好友，美国北长老会驻宁波传教士蘭顯理（Henry Van Vleck Rankin），编纂了《宁波土话初学》、《领经问答》、《教会政治》、《礼拜模范》等基督教教义书籍，在寧波基督教堂和教会学校广为采用。[10]，也是最早的宁波话罗马字拼音教学文献。丁韪良将罗马拼音用于注释宁波方言，为汉语拼音教学提供了参考，对近现代中国汉字改革运动有较大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1863年移居北京后，传教之余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受到恭亲王奕訢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万国公法》的出版和传播，帮助了当时的清政府尽可能地维护中国利益，如当时中国外交官员曾运用《万国公法》中阐述的国际法原理，成功地处理了一件纠纷，即“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20]。第一次使用国际法使一件原本可能成为严重事件的外交纠纷得到顺利解决，这使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乃至清廷相信西方国际法知识对清王朝的统治尤其是外交活动是有利的[21]。当然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也受到了某些外国官员的反对，他们担心中国人懂得国际法就可能使其利用它来与西方列强进行有理有节的法律斗争，甚至会给西方国家带来各种麻烦[20]。在《万国公法》一书中，丁韪良创造的汉字法律术语有：万国公法、性法（自然法）、公师、法师、主权、权利、责任、法院、人民、国体、赔偿、自治、限制、章程、邦国、政治、选举、司法、争端、国会、制宪、领事、利益、管辖等[21]，使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下的中国人民开始了解西方世界，懂得诸如民主、平等、自由、权利、法治、选举等重要政治和法律制度、观念。后来，汉译《万国公法》传到日本，不但成为日本外交家与西方列强进行外交斡旋的重要工具，也被日本政府指定为日本学生必读的法律教科书。因为它如此重要，所以坂本龙马提出了所谓「长剑不如短刀，短刀不如手枪，手枪不如万国公法」的说法，他也的确曾运用《万国公法》上的法条与规则，打赢了一场官司[22]。
丁韪良後曾被指控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出去抢劫，但这是某些人恶意的中伤[14][16]。大陆历史学家顾长声，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故意篡改丁韪良在《北京被围目击记》(The Siege in Peking)中的文字，从而污蔑丁韪良脱去道袍去抢劫，是个强盗[23]。沈弘在其翻译的丁韪良著作的《中国觉醒》的译者序中指出，由于一般的读者很难查阅到丁韪良的原著，所以一般都把顾长声的说法和引文视为权威的根据[24]。
长期以来，丁韪良备受指责，特别是中共建政之后，更是一直顶着“帝国主义者”和“侵略者”的帽子[16]。最近，一个更可怕的指控是腾讯历史频道在《转型中国1864-1949》的某一期节目中，援引《旧金山号角报》的社论将以下言论安在丁韪良的头上：“每一个被义和团杀害的女传教士得处决500名中国妇女；每一个殉难的男传教士得用1000名中国男子的生命予以偿还，每一个传教士的孩子无辜被杀得有100名中国孩子用哥萨克的刺刀施以刺刑，每一处遭到焚烧和劫掠的传教士的建筑物得在天津和北京抢劫100处中国房屋才能予以抵偿”[25]。但是查遍《旧金山号角报》的1900-1922年的所有社论，并不见有社论提到丁韪良说过类似的话语[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