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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朝历史上，宋武帝刘裕称得上是一位有作为、有建树的知名皇帝。史家对他评价甚高，李贽称其为“定乱代兴”的皇帝，王夫之说他的称帝是功业所致，这些评价都不为过。尤其可贵的是，刘裕尽管贵为皇帝，不仅自己保持俭朴之风，还以稼穑之艰告诫后人进行“传统教育”。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自幼家贫，如何得知呢?史书上说他“奋起寒微”，表明他并非高门大族出身。东晋元兴二年(404)，桓玄篡晋。刘裕被失意人士推为盟主击败桓玄，并于义熙五年(409)率军北伐。元熙二年(420)，刘裕逼迫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灭亡东晋，建立了刘宋王朝，是为宋武帝。此后，刘裕抑制豪强兼并，实施土断(使流亡到南方的侨人就地设籍，缴纳赋税)，整顿吏治，重用寒门，轻徭薄赋，废除苛法，使宋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被史家誉为“南朝第一帝”。国号“宋”，史称刘宋或南朝宋。

　　刘裕治国严整，还提倡节俭，史书称他“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这与魏晋时期门阀大族不求进取、穷奢极欲相比，新朝确有一番奋发气象。刘裕当了皇帝后，还喜欢穿着连齿木屐，少带侍从，出神虎门外随便行走。平时亦不讲究繁文缛礼。

　　刘裕希望自己的后代能保持这种节俭作风，因此除言传身教外，还保留下许多用具物品以警示后代。刘裕自幼家境贫寒，在从军前曾以耕作为生。到他登上帝位后，昔年所用过的耨、耜等农具还保存下来下少。他命令全部收藏起来，留给后代。刘裕当年在耕作之余，还常捕鱼、伐荻，他到江中新洲伐荻时所穿的纳布衫袄，都是他妻子戚氏亲手缝制的。他富贵以后，就把这些衣服交给曾随他一起经过困苦生活的长女刘兴弟(后封会稽长公主)，告诉她说：“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亦之。”

　　刘裕持身俭素，在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尽管史书也有对其言行有“外装谦恭”“伪作辞让”等指摘，但他提倡节俭，以身作则的行为毕竟难能可贵。他保留农具、纳衣的举动，表现出了对后代的殷切期望，真可谓用心良苦。但可惜的是，他的皇子皇孙们并未能体会到他的这番苦心，反而不以先辈俭朴为荣，而以先辈俭朴为耻，并对先辈的简朴作风嘲讽讥笑。

　　刘裕称帝三年后病死，他的长孑刘义符继位为宋少帝。刘义符统治期间，信任群小，游宴无度，不遵父规，不理朝政。史书记载其“兴造千计，费用万端，币藏空虚，人力弹尽……穿池筑观，朝成暮毁，征发工匠，疲极非民”。仅仅过了三年，刘义符就被辅政大臣废黜并杀害。

　　接替刘义符的宋文帝刘义隆是刘裕的第三个儿子，生恬尚为俭朴。为了劝课农桑，他还在宫内养蚕。他遵守父皇教诲，还时常对几个弟弟进行传统教育：“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措，一切勿为。”在他治理下，南朝宋的国势达到鼎盛阶段，历史上称为“元嘉之治”。不过，他的一帮弟弟却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生活“奢侈无度”，“崇饰倚丽，费用殷广”。

　　至于刘义隆的儿子——孝武帝刘骏，更是生活奢侈，大兴土木，赏赐无度。史书记载其“犬马余菽粟，土木衣绣绨”“紫极诸殿，雕栾绮节，珠窗网户，嬖女幸臣，赐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瘅民命未快其心”。他在财用不足时，就在大臣身上打主意，规定刺史任满还郡要交“献奉”钱。他还将原来的郡县守令六年任期改为三年，目的是榨取更多的献奉钱。于是，地方官为交这笔钱，贪污搜刮也更厉害，吏治越加败坏。

　　且看，刘裕的子孙是如何对待父辈为他们留下的农具和衣物呢?即使有俭素之称的刘义隆在刘裕旧宫见到耨、耜等农具时，已不认识。当侍从大臣告知原委后，“文帝色惭”。但可惜的是，刘义隆为之羞愧的并不是不认识农具，反而是他的父亲曾亲手从事过耕作这件事，觉得让后人丢脸了。刘裕的孙子孝武帝刘骏更是对先祖的教诲毫不领情，反而讥讽一番。

　　刘骏在大明(457—464)中拆除刘裕曾居住过的阴室，另修玉烛殿。在拆毁前，刘骏与群臣去观看，见到刘裕床头有土障，壁上挂着刘裕用过的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顗乘机盛赞刘裕的节俭之德，以讽谏刘骏的奢华无度，而刘骏毫不为之所动，反觉得刘裕使用这些东西有辱帝王之尊，颇为轻蔑地说：“田舍公得此，已为过矣。”嘲讽先祖说：老农夫有这些东西，已经过于富裕了。

　　会稽长公主受刘裕之托，负有子孙保持节俭之风的重任。尽管在刘裕死后，她曾主管过宗室及六官事务，却从末见她对弟弟们的骄奢行为进行过规劝训导。她自己的儿子徐湛之也是“产业甚厚，室宅园地，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会稽长公主唯一一次使用纳衣的记载，并非用于劝戒，而是当他儿子卷入文帝刘义隆与刘义康的兄弟之争险些被杀时，她把用锦囊盛着的纳衣掷在地上，对刘义隆说：“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顿饱食，便欲残害我儿子!”从而救下徐湛之的性命。刘裕交给女儿纳衣时，大概决想不到她会在这种情况下，用于此种目的。

　　纵观刘宋王朝历史，说实在的，并非宋武帝教子无方，而是腐败的大环境使然。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门阀贵族享有许多特权，在政治上可以凭借父兄官位而做官，在经济上可按官品占田和免除本人和家族的赋役，在法律上犯法可以减刑、免刑而逍遥法外。门阀士族为了追求腐朽的享乐生活，就必然利用权力大肆贪污受贿。门阀士族是皇帝的统治基础，皇帝依靠他们，必然放纵他们，这就使得他们贪污腐败的本性更加恶性膨胀。那个年代严重的贪污现象与门阀制度是分不开的，它是贪污奢侈之风的社会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朝曾经出现过“寒门掌机要”措施，这个看似冲击门阀制度的举动，不仅没有改变门阀制度下的贪贿环境，反而加剧了贪贿之风。孝武帝刘骏在位十年，为加强中央集权，抑制高门大族，他实施了重用寒人的“汉人掌机要”措施。所谓寒人，是指不属于士族范围的地主阶级中没有身份和特权的一部分。然而，这些寒人文化素质差，主要通过接近皇帝而受到宠幸，成为恩幸后委以重任。其实，他们是一群暴发户。当他们一朝大权在手，便会拼命聚敛挥霍。所以，没有对官吏权力有所制约的切实制度和措施，无论哪个阶层当政，都难以抑制贪污挥霍。

　　再者，刘裕仅以个人的俭朴企图导引整个家族乃至朝廷以俭朴为荣，显然是孤掌难鸣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官场都出现过一小部分“清官”“明君”，这是帝制官僚政治中儒家道德伦理节制下的产物。但是，古代官僚统治秩序是以人治占主导的，当个别皇帝发挥着“正能量”，儒家的伦理道德节制作用会影响到监察、考课等整肃机制中去。但是，一旦个别皇帝的廉洁俭朴正能量衰减，尤其是官僚政治秩序受到周期性破坏的时候，什么考课监察、严刑峻法、肃正惩贪、伦理道德等整肃机制都会相应受到严重破坏。同时，由于皇权统治的整肃机制治标不治本，虽然王朝初期，因国家财力有限会俭朴成风，但当王朝中期以后，统治者就会利用权力侵吞国家财富，挥霍奢侈无度。

　　历代有作为的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为求江山永固，都非常重视对皇子皇孙的“传统教育”，其中道德品质教育一直为统治者们所关注。作为开国之君的刘裕，深知节俭是治国之本，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外，还留物以戒后代，充分表现出他的经国远虑。然而，这对限制子孙们的骄奢行为却毫不济事，甚至反而使得子孙们对他的节俭感觉羞耻。读罢此事的前因后果，使人不能不掩卷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