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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美国空军学院（Air Force Academy）毕业典礼上，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发表演讲时声称中国不足畏惧，因为中国缺乏创新能力，“我谅你们也说不出一个来自中国的创新项目、创新改变或创新产品。”拜登的理由是创新能力或创新精神离不开“思想自由”或“政治自由”，而这是中国缺乏的，即使中国理工科毕业生数量是美国的六至八倍也无法抵消。

拜登这番话，不过再次重复自己的老观点而已。早在2011年9月7日，刚刚结束访华返美的拜登在《纽约时报》发表了文章《中国的崛起不代表我们的终结》，指出面对中国的竞争，美国将继续保持优势，因为“21世纪竞争的性质有利于美国。在20世纪，我们衡量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是通过它的自然资源、陆地面积、人口和军队。在21世纪，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将在于其国民的创造性意志和创造能力。”至于这种创新能力，则依赖于思想自由。

拜登的言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不过在笔者看来，拜登的观点尽管有很大市场，但却是极其片面的，并不符合中国与美国的现实：第一，现实证明，所谓的“思想自由”、“政治自由”与技术创新的关联度被拜登夸大了；第二，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动力与能力并不匮乏，结果也是非常显著的（至于中国是否缺乏思想自由以及在绝大程度上缺乏自由，在此笔者就不进行讨论了）。

拥有“思想自由”的国家，创新能力未必就强

将技术创新与“思想自由”挂钩甚至等同起来的观点，在美国政界很流行，并非拜登所独有。2012年7月，希拉里访问蒙古时，称赞蒙古所具有的维持民主制度的“勇气”，并因此而发展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同时，希拉里还不点名地挖苦中国说，“只想开放商业而不开放政治的国家会发现这种方式要付出代价：它会扼杀创新，阻碍企业发展，而这些对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遗憾的是，近年来蒙古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政治自由的关联似乎并不大，更多是受惠于中国。矿业出口对蒙古经济具有具足轻重的作用，蒙古出口的所有煤炭，绝大部分铜、金以及其他有色金属，其对象都是中国。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受此影响，蒙古经济也急速下滑。中国打喷嚏，蒙古就得肺炎，再“思想自由”也不管用。

2012年3月17日，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访问印度，在演讲“解密中国龙：机遇与挑战”中称“自由的氛围孕育和奠定了印度的创新能力。”他还说，由于“缺乏印度的自由度”及印度与美国的价值观，中国想要破解创新能力并不容易。遗憾的是，印度似乎不太争气，对于这样一个还有数以亿计的人口缺乏厕所的国家，以及女性动辄就被处以私刑的国家，跟中国比技术创新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

不仅是蒙古、印度这样的国家，即便是在美国，“思想自由”也不会成为技术创新的保障。如果光有所谓的思想自由，而没有相应的资金投入、产业链支撑、技术人才储备，那么美国的技术创新也难以落到实处。过去美国创新成就较大，就是因为它有钱、有人、有完整的产业链，如今在这三方面，它已今不如昔了。在今天，美国不得不依赖政治借口阻挠华为、中兴、三一这样的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连自由竞争的原则都没有勇气坚守，又有什么资格谈论创新呢？

年仅26岁的亚伦·斯沃兹（Aaron Swartz)，这位天才的程序员，仅仅是想让世人共享一些学术资源，而自己并不从中获利，却因此将遭受数十年监禁以及上百万美元罚款的惩罚，他被迫于2013年1月选择了自杀。斯沃兹这样的科技天才在美国失去了活路，而华尔街的那些投机掮客，底特律那些坐着私人包机到国会请求抒困的CEO，那些将全世界拖下水的资本家，却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相反还得到了政府的救助。这样的国家，难道就是创新精神的典范？

在创新能力方面高估美国并低估中国的，不只有美国的政客。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12年9月6日访华期间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说，警告中国不要看衰美国，因为“美国社会具有极强的恢复力和创造力……我们永远都不要低估美国重新振作和改造自身的能力。”2013年，李显龙的父亲李光耀在其新著《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称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永远追不上西方。在“世袭”的新加坡，李光耀自然不便拿“思想自由”、“政治自由”来贬低中国，李光耀选择了另外一个角度：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汉语不利于被西方人掌握而无法吸引西方先进人才，导致中国缺乏创新能力。

但也有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近年在创新能力方面的发展。美国的两任能源部长莫尼兹、理查德森恐怕就不会赞同拜登对中国的评价。全球的企业领导人恐怕也不会赞同拜登。早在2012年6月，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由毕马威公司组织的一项面向计算机和电子等行业650多名高管的调查显示，中国将有能力挑战美国，成为最有可能取得关键技术突破的国家。在这项调查中，30%的受访高管表示，中国将在未来4年里成为最大的“全球创新热点”。排名第二位是美国，得票率为29%。

英国《卫报》2013年10月14日报道，访华的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在北京对英国媒体说：“英国有一种态度，就是将中国当做珠江上的血汗工厂，我本周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改变英国对中国的这种态度。这个国家正走在医药、高科技、计算机和高科技工程的前沿。”拜登、希拉里、洪博培、李光耀，应该多向奥斯本学习学习，中国并不缺乏创新能力，且不论原因为何，必须得承认这是事实。下面笔者再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中国科技进步已逐步接近创新的第三个层次

如何定义科技创新？笔者认为有三个层次：第一，你能造的东西我也都能造；第二，你能造的东西我能造的更好或更便宜；第三，你没有发现或发明的东西，我发现或发明出来。这一标准框架并不完整全面，姑且用之。

这三个层次中的前两点，中国已经大致做到了。笔者不久前发表在观察者网的文章《中国经济第一，到底谁该反思？》就通过实例指出，在能源、电力、冶金、化工、制造业、工程建筑业，甚至包括电子信息产业，中国现在大都占据了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从中美贸易结构来看，美国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高技术产品。

2014年3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时，就智能电网技术合作与中国达成协议。电网技术，中国目前领先于世界。美国前能源部长、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德森（Bill Richardson）2014年1月7日在美国Politico时政新闻网站上撰文指出，美国的电力系统还停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近十年来鲜有进步。各地电网各自为政是导致效率低下、抗灾能力差的重要原因；美国的电网建设需要向中国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2013年2月4日，第47届美式足球联盟年度冠军赛超级碗在新奥尔良的梅赛德斯穹顶体育场进行，进入下半场，整个体育场突然停电了。NBA（篮球联赛）掘金队的前锋伊戈达拉幸灾乐祸，在个人网页上大赞NBA的赛场经营，称“大卫·斯特恩（NBA总裁）绝对不会让（停电）这种事情发生的。”事实上，早在2012年2月17日，篮网队与步行者队的比赛中就出现了一次停电事故。2014年2月1日斯特恩退休后，他的继任者亚当·席尔瓦运气也不太好。5月8日雷霆队主场战快船队的西部半决赛第二回合，再次发生停电事故，席尔瓦本人正好在现场。学习中国的电网技术后，这种现象可能就会大大减少了。

2013年10月30日，来华访问的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莫尼兹（Ernest Moniz）表示，根据一项双边合作协议，中国很可能向美国新建的核电站供应设备。在美方看来，中国的核电设备制造企业，技术过硬，产品价格相对低廉，而美国的一些设备供货商在首批机组建造中的表现并不让人满意。目前，尽管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CAP1400以及华龙一号），还处在标准制定或示范电站初步开工阶段，但是，中国的核电设备制造技术，可以说已经基本全面掌握了，从核主泵到汽轮机，莫不如此。

不论从总额，还是从研发强度（科技经费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的科技投入都是很高的。

英国《自然》周刊网站2014年1月8日刊文惊叹“中国科技研发强度超过欧洲”。该文称，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最新的研发强度估测数据，中国2012年将1.98%的国内生产总值投入研发领域，刚好超过欧盟所有成员国的1.96%。另据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透露，2013年中国全社会研究开发支出有望达到11800亿元，占GDP比重达2%，其中企业研究开发支出占76%以上。到2020年，中国的研发强度将达2.5%。

中国的研发效率也是较高的。比如，近年来中航工业公司在军机研发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航董事长林左鸣指出，这一成绩取决于：第一，中国拥有大量的且年轻的科研人才；第二，中国的研发效率很高，比如完成同样一项成果，美欧所需的投资可能得是中国所需投资的五倍。基于上述事实，林左鸣相信中航未来将超越美国的军机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不仅在工业科技方面，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中国的进步也是值得重视的。2014年4月2日中国科协学术建设发布会上，中国科协副主席、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在介绍各学科进展时说，中国数学在部分研究方向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数学家担任国际数学杂志编委和国际数学组织领导职务的数量逐步上升；在物理学领域，中微子振荡、拓扑绝缘体、反常量子霍尔效应、量子通信等方面获得了原创成果，“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荣获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化学学科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化学论文的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且质量也得到大幅提升，一部分新兴与热点分支学科与国际水平同步发展，并涌现出若干引领国际前沿的课题；植物学科在水稻分蘖分子调控机理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克隆了一个可帮助水稻增产的关键基因IPA1，通过杂交方法加入到常规晚稻品种后，产量增加10%以上；在计算机科学技术领域，成功研制了“KD-90”超级计算机，以及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

目前，中国的科技进步已经逐步接近创新的第三个层次：不仅能够完善既有领域，而且能够获得重大的全新的发现或发明。

2013年6月20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发布《科技发展新态势与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研究报告，预测和描述了世界和中国未来5-10年重要领域科技发展的图景。报告认为在未来5-10年，中国可能发生的重大科技突破有19个，如：量子通信技术实用化，区域高压直流电网建成，普惠计算将取得重大进展，干细胞整体研究水平将进入国际第一阵营，煤炭资源清洁高效综合利用将形成新兴产业，新原理航空发动机研制成功，等等。这其中有的就可以称得上是重大发明创新，即使西方国家也不曾拥有。

量子通信技术就是如此。要说量子通信，得先说斯诺登。斯诺登的爆料，让全球认识到，在电子信息时代，美国可谓是无孔不入，从平民百姓到国家首脑，从电话到电脑，任何人、任何现代化的通讯方式，都可以被美国侵入与窃听。那么有没有不可能被窃听或破译的通信方式呢？有，在专家看来，那就是量子通信技术，量子通信具有高效率和绝对安全等特点。

2007年以来，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在量子通信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2008年秋天，潘建伟团队在合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光量子电话网，实现了“一次一密”加密方式的实时网络通话。2012年，潘建伟团队在合肥市建成了世界上首个覆盖整个合肥城区的规模化（46个节点）量子通信网络，标志着大容量的城域量子通信网络技术已经成熟。同时，他们与新华社合作建设的金融信息量子通信验证网在北京开通，量子通信的京沪干线工程也正在积极建设。据闻，中国的量子通信卫星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投入使用。

拜登断言，“我谅你们也说不出一个来自中国的创新项目、创新改变或创新产品。”笔者告诉拜登，量子通信技术，就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创新项目、创新改变或创新产品。”

改革不彻底导致没有创新？

就在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明显进步的时候，拜登却依旧在重复“中国缺乏创新精神”之类的陈词滥调。这是出于无知，还是处于自欺欺人的鸵鸟精神，还是一种靠拒不承认竞争对手的优点好让对手自行认输的计谋？笔者不得而知。

拜登做出这样的判断，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某类中国人的影响。

2014年4月8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主持人胡祖六让众嘉宾预测中国的创新能力何时能超过美国，或者至少是并驾齐驱，张维迎教授说道：“我活着的时候没戏。”张教授随后还补充道，即使他活上150年也是如此。陈志武也表示：“跟张维迎差不多的判断吧。但是有一点，在目前体制下我觉得不要有太多指望。”

在中国缺乏创新论者看来，除了缺乏思想自由，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中国“改革不彻底”，大量国有企业阻碍创新。前面提到的《自然》周刊网站的文章就认为“‘大量墨守成规的’国有企业控制着商业研发支出，它们可能会压制创新，阻碍更具创造力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国企阻碍创新，这本来是经济学界与媒体的主流观点，现在就连《自然》周刊这样的科技界也受到影响了。

不过，该观点却是不符合事实的。笔者在观察者网的专稿《国企才是技术创新的典范》用事实证明，“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其实是——过去如此、如今依然——科技进步的领跑者，是自主创新与转型升级的领跑者，那种‘国企依赖垄断、毫无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力’的主流观点，是经不起检验的。”2008年中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总额1210.6亿元，相当于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26.5%，2009年研发经费达到1468亿元，相当于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31.8%。中国的国企以及国立科研院所、大学对中国的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被舆论忽视了。

拜登发表中国没有创新精神的言论后，在中国得到了强烈的呼应。5月31日，“著名经济学家”王福重先生评论道：“还用他（拜登）说，我不早说了吗，1000多年来，对人类的科学技术进步，没有任何贡献。以后也不会。”

拜登在中国的这些同道，其诡异之处在于，他们一面指责中国缺乏技术创新，一面却又阻挠中国的科技进步，鼓吹服务业先进、金融立国、数学退出高考、反PX、血汗工厂有理等反智言论。这些舆论已经在强烈地左右着中国的走向。

舆论与现实的脱节，是当前中国的一大特点。指斥中国缺乏创新精神，不只是拜登等人，更是中国媒体与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缺乏创新、粗放低效、有速度无质量、有规模无效益、不可持续等，这是最近数年来中国舆论给中国经济与科技发展扣上的大帽子（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做大做强了，但是分配不公。贬低做大做强的事实，成为某些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借口。对此笔者另文讨论）。一帮卖保险的、办培训班的、刮地皮的、鼓捣资本运作的，以及一帮认为“朝米饭说‘呸’能加速米饭变馊符合量子力学”、“将四杯25度的水加在一起就可以沸腾”的媒体人，天天指责一帮造核岛的、造J-20的、造海洋石油981的、造8万吨锻压机的、造全球最大承重数控机床的、开采高含硫气田的、制定4G标准的、开发直流电网的、将量子通信实用化的，缺乏活力、不懂创新、没有技术含量。这一幕尽管很荒谬，但却在中国时刻上演着。

当然，技术创新在中国内部也存在很大阻力。

2013年中国经济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是增速下滑到7.7%，为二十年来最低；第二是第三产业占比提高到46.1%，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不光媒体，包括政府部门对此的解读都是“稳中向好，稳中提质”，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符合世界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可是，大家都端盘子去了，还需要技术创新吗？这是产业升级还是产业降级？

2014年6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并发表题为《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主旨演讲，强调“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4200多万人的工程科技人才队伍是中国开创未来最可宝贵的资源”。

如果服务业占比高是产业升级的表现，那么要这多达4200多万的工程科技人才队伍干吗呢？

中国，将在这些矛盾的夹击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