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長卓榮泰日前於公開場合表示，政府將「全面接受全世界先進的新式核能技術」，此番談話引發社會關注。對仍在評估、尚未成熟的能源技術作出如此明確表態，是否符合審慎決策原則，值得進一步討論。
能源政策涉及全民風險與世代責任，並非單一產業的配套措施。半導體產業固然是台灣經濟核心，但能源規劃仍需兼顧整體安全、公共風險與長期社會成本。穩定供電固然重要，供電方式同樣重要，尤其涉及核能這類高風險、高外部成本技術，更須建立清晰制度基礎。
目前討論中的「新式核能」，多指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SMR並非核融合技術，而是核分裂技術的延伸應用，仍涉及放射性廢料的處理與管理。全球多數SMR計畫仍停留在設計、示範或補貼支持階段，距離大規模商轉尚有距離。
即便在核能技術成熟國家，SMR也面臨成本控制與工期不確定等挑戰。部分國際能源評估指出，SMR商轉時間可能落在2030年之後。在尚未完成商業驗證前，即將其視為主要解方，可能增加政策不確定性，也未必能回應產業短期用電需求。
若以「核安有保障、核廢有去處、國人高度共識」三原則檢視，SMR仍有多項待釐清問題。在核安方面，其安全設計多建立於模擬與理論推估，尚缺乏長期大規模運轉數據。在核廢處理方面，部分研究指出，SMR單位發電量廢料產生比例可能高於大型核電，後端處置責任仍待制度安排。
更關鍵的是，任何核能設施終究需落腳具體場址，並涉及地方社區的風險與權責分配問題。若未說明地方參與機制、環評程序與輻射安全審查架構，在制度條件尚未明確前，過於明確的政策承諾，可能加深社會疑慮。
核能從來不是單純技術問題，而是高度政治與社會風險的治理課題。新式核能是否適合作為台灣能源選項，應建立在透明資訊、成本比較與風險分擔機制之上，而非僅憑產業焦慮或技術想像。
在氣候變遷與產業轉型壓力之下，台灣確實需要穩定電力與減碳路徑。但任何重大能源選擇，都應回到制度誠實與公共責任。因此，在核安、核廢與社會共識具體可行之前，新式核能是否納入政策工具箱，仍需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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