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时代已经明显不是一百年前的那个时代了：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脱贫成功的县城，听到的是外交部发言人正气凛然的发言和对非正义指责的有力回击，感受到的是国家富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对我们的影响乃至于新生代性格特质的塑造——不仅仅是鲜明的民族认同感和“向左转”的风潮，更有现代文化带来的种种过度和泛滥——这些都是在一百年的国人难以想象的。一百年前，“民主科学”的大旗还在各个高等学府飘扬；一百年前，还有报刊上各种思潮的鲜活论战；一百年前，知识分子还在苦苦为“中国向何处去”寻求一剂良方，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和一个不同思想之间鸿沟巨大的市民社会，构成了人们触目可及的世界。

因此，“一百年前的社会和如今仍然在某些方面高度相似”的命题，乍一听似乎十分荒唐可笑。可是，《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一书却旗帜鲜明地证明了这个命题绝不可简单判断为假。事实上，一百年前在魏玛共和国的土地上，民主政体和市民社会所遇到的挑战，在现时代的社会依然处处可见，甚至变本加厉。

如果我们对历史稍微感些兴趣的话，对两次世界大战一定十分熟悉，同样，对俾斯麦和戈培尔、对德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相信也有不少人可以就这几位人物侃侃而谈。然而，虽然我们都知道一战德国的君主专制和二战时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独裁，提及二次大战之间，德国是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时，多数人的脑海里都是一片空白，或者说，“魏玛共和国”仅仅是一个停留在“听说过这个名字”的阶段，对它是什么却是一无所知，更遑论它留下的遗产如何影响了之后的世界。

其实，当谈起如下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感到陌生：托马斯·曼及其《魔山》、布莱希特及其《三分钱歌剧》、海德格尔及其《存在与时间》、包豪斯风格、现代电影……是的，这些如今听来如雷贯耳的文化现象都发源于魏玛共和国时期。魏玛时期的德国，是一个文化灿烂繁荣，令人艳羡的国度。在柏林的剧院里上演的是高雅的歌剧和讽刺的政治性戏剧，在街头的那些阴暗门面里，卡巴莱特歌舞在如火如荼地表演；人们可以在电影院里欣赏来自好莱坞的影片，也可以看到诸如《大都会》这样反思现代工业社会的发人深省的艺术作品；在人文科学的殿堂里，托马斯·曼用一个惊世骇俗的疗养院譬喻深刻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在虚无主义和威权主义面前的彷徨、迷惘和迷乱，成为剖析现代人所面对的精神危机的引路人。布莱希特的“介入”戏剧理论和他的讽刺作品在戏剧界仍然被奉为圭臬；海德格尔用他的哲学作为锤子，砸碎了自逻各斯中心主义存在以来的西方古典哲学传统，对人的存在结构、存在状态和真理观进行了再书写。实际上，如果说托马斯·曼已经逐渐被主流所抛弃，海德格尔的哲学观点在今天却反复被人征引和探讨，“此在”“沉沦”“常人”等哲学术语甚至可以见诸于不少高中生的笔下。

除了文学的表现形式之外，魏玛德国时期的摄影文化和建筑文化也令人心驰神往，汉娜·赫希创造的蒙太奇摄影与拼贴画以破碎斑驳的表现方式表征了现代人日益碎片化的生活，还有我们常常赞誉的包豪斯建筑，以线条简洁和功能主义而闻名，站在包豪斯的对立面上，门德尔松、陶特等建筑师以“人和建筑的有机统一”的反现代主义风格设计了一批又一批精彩绝伦的建筑物，它们至今仍然伫立在开姆尼茨、柏林等地，等待着后人去寻找、去发现。此外，魏玛时期女性地位的提升，对身体的解放和性观念的转变，都引领了那个时代的风潮。威廉·赖希、汉斯·赫希菲尔德等性学家将性的解放看作是社会解放的前提和标志，主张“性的健康即是社会的健康”；对肉体的重新审视和发现，构成了魏玛时期青年性观念和性实践的全部，也为后期法兰克福学派展开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提供了现实依据。由此可见，魏玛德国时期的文化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它所处的时代前列，魏玛，无疑是“文化先进”的代名词。

在文化高度发达的背后，隐含着一个政治动荡，冲突频发的社会。尼采曾写下“一切伟大的文化时代都是政治衰微的时代”（《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这样的诳语，在他身后的魏玛共和国却是一语成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皇退位，延续了未及百年的德意志帝国如今轰然倒塌，《凡尔赛和约》沉重的赔款负担和领土割让极大地刺激了德国人的心理，同时也为德国的前路蒙上了灰色的阴影。从某种程度上说，魏玛产生于《凡尔赛和约》的阴影之中，却至死未能摆脱它的魔咒。从民主政体建立的第一天开始，右翼分子——包括军国主义者、后期的纳粹主义者以及各条战线上对魏玛共和国心怀仇恨的知识分子、大工业家等等——就对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展开了疯狂的袭扰和报复。“卡普政变”和军队夺权的尝试逼迫艾伯特政府不得不在建国初期就向军国主义分子妥协；纳粹党利用人们对《凡尔赛和约》的民族仇恨进入议会后，处心积虑一步步展开的为夺取最高权力，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一头一尾，右翼分子同魏玛共和国“斗争”到了最后一刻；然而，这个新生政府也没能取得左翼阵线的支持。李卜克内希和罗莎·卢森堡的被暗杀使站在中间的社会民主党背负起了共产党人的猜忌和仇恨；赔款负担引发的通货膨胀、社会福利因经济停滞的削减、政府为稳定大工业家而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种种现象都使左翼阵线失去了对联合政府的信任，最终站在了右翼的立场上，和右翼殊途同归，都成为了“魏玛共和国的掘墓人”。

如果左右翼激进分子的夹攻只能说是“政治的外在因素”，那么根植于魏玛共和国内部的经济问题和民主政体本身的缺陷，实际上更令人扼腕。我们都知道协约国在巴黎和会的谈判桌上肆无忌惮地对小国利益的瓜分和蚕食引发了“五四运动”，唤醒了国人沉睡的爱国意识，可是在大洋彼岸的德国，作为这场卷入了无数人、无数家庭的非正义战争的发起者，德国人的命运更加悲惨。他们不仅承受了战争的浩劫，更必须担起英法等国天文数字的赔款要求。为此，魏玛政府也曾试过“撂挑子不干”（消极抵抗），可是现实政治的需求告诉他们，必须挺起胸膛来振兴国家。于是，曾任总理的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展开外交攻势，和法国率先达成和解，消解外部敌意；国家银行行长沙赫特设计出“地租马克”以缓解恶性通胀的“帝国马克”带来的物价腾贵；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学家道威斯和杨格也应和政府需求为德国赔款制定了分期付款的长期计划（这就是著名的“道威斯-杨格计划”）。在多方因素的叠加下，魏玛共和国进入了经济的“黄金期”，但可惜的是，经济的繁荣仅仅是昙花一现，工人失业问题随着流水线生产的普及而愈发凸显，社会福利的削减导致罢工风潮迭起。魏玛共和国末期经济问题，更引发了总理的频繁更换，事实上引起了极大的动荡。以经济的角度观之，魏玛时期则是一个“惊人的倒退”。

魏玛共和国是一个仓促中分娩出来的婴儿，它的头脑——共和国的民主政体——也因此而呈现出畸形的状态。可是，畸形的头脑，往往又是天才的体现。魏玛的民主制度和宪法，并不是在实践中自发形成的，而是由胡戈·普罗伊斯、马克斯·韦伯这样的知识分子设计出来的。这一特性注定了魏玛民主既存在着实践中的困境，却又是空前绝后、超越时代的。一方面，比例代表制的议会保证了各个党派、各个社会群体的发言权，使民主的意涵首次以成文制度的形式得到了实践，魏玛宪法中对社会福利的规定、对性别平等的保障，甚至为比例代表制可能带来的混乱都设计好了应对措施（第48条的总统紧急状态令）使它成为能够和《汉穆拉比法典》、《拿破仑民法典》等法律史上赫赫有名的成文法比肩的先进宪法；另一方面，比例代表制使各个党派都获得了进入议会的权利，意见呼声的不一致导致了议事进程的缓慢和办事效率的降低，虽然总统获得了较大的权力，能够对议会的决策作出较大影响，可是这也正成为了后期纳粹上台的一个致命武器。从法理学上来说，魏玛宪法中存在自相矛盾的因素，正如卡尔·施密特在《宪法学说》中指出的那样，第48条状态令的动用既是宪法本身的要求，却又杀死了宪法本身，无疑是法理学意义上的“弑父行为”。由此观之，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仿佛是一次复杂的实验，以观念作为引领，试图通过一部宪法和一个同时保证民主和效率的政治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分权和集权之间的矛盾问题。魏玛民主的失败不是民主制度的失败，它警醒我们，当民主被无限制地滥用时，出现的后果于内于外往往都是灾难性的。

总的来说，魏玛时期是德意志历史上一个独特而光辉的阶段。在文化和政治这两个被尼采看作是对立的领域中，魏玛德国都对现代世界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并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本书作者埃里克·韦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将“魏玛精神”和“现代性”两个概念并置。他这样描述魏玛精神：

“魏玛精神意味着严格的训练和深厚的学识，意味着对何谓现代的问题的不断追问，意味着寻找能够捕捉紧张情绪和解放潜能的发现与表达形式，此外，还意味着探寻现代性的潜在危险。”

现在让我们回到题目的疑问上去：魏玛究竟是先进还是倒退？二者皆非，魏玛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是一个纯粹精神和现实政治互相博弈之后产生的结果。它一方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魏玛文化”，指引一百年之后的我们站在新的角度反思现代生活对人的思想、精神等形而上存在形态的戕害和割裂——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已经为我们打开了这样的思路——另一方面又为一百年后的我们提供了大众暴政和民主滥用的教训——从这点上讲，辜鸿铭先生将一战的爆发归咎于“英国人的暴民崇拜”和“德国人的强权崇拜”，也颇有远见——让我们得以继续思考“（中国）人往何处去”这样紧迫而又抽象的问题。当我们回到文章开篇，仔细地把魏玛共和时期所出现的那些问题和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相对照，确实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大众文化的自由多元带来的冲突、隔阂和对立的加深、民主政体受到各种反对势力，如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的冲击等等；在性的意义上，当代社会甚至倒退回了魏玛以前的时期，这更是发人深省的一点：性的解放难道不是社会“总体解放”的一部分吗？福柯“生命政治”的幽灵，我们至今确实仍未摆脱。权力控制的逐步纵深，其中有一部分正是“性”在引导。

总而言之，在今天，诚如作者这段精彩的概括所言，“魏玛依然在向我们喃喃诉说，其辉煌的创造力以及政治和文化上的解放性尝试，至今依然能启迪思想，使人相信更好、更人道、更有趣的生活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是魏玛带给我们的启示，更是每一段历史带给我们共同的启示：人类辉煌的创造力和不断对更新现有状况的尝试，总能够启迪后人的思想，使人们相信更好、更人道、更有趣的生活是有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