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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进一步写道： 这一类语言之所以显得有理，是因为我们承认：以某种目标的名义，例如正义，或大众健康的名义，来对人们施以强制，是可能的，而且有时是有理由的；因为群众若是在民智已开的阶段，他们自己也会去追求这些目标，如今他们没有去追求，只是因为他们盲目，无知或腐化。如此一来，我很容易认为，我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强制他们。于是，我就是在宣称：我比他们自己，更明白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其中隐含的意思，充其量只是：如果他们和我一样理性、睿知、并且也和我一样，了解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不会抵制我。但是，我却可以利用这一点去作更多的要求。我可以声言，他们实际上是在追求他们于蒙昧状态下有意抵制的目标，因为他们内心里有某种奥妙的东西，某种潜在的理性意志（rational will）或“真正的”目标，这种奥妙的东西，虽然被他们表面上的感觉、行动，或语言所掩饰，却正是他们“真实的”自我。而处于现时时空中的，可怜的“经验自我”（empirical self），对这个“真实的”自我一无所知，或所知极少。只有这个内在的精神的自我，才是唯一的自我，它的愿望，才值得我们考虑。一旦我采取这样的观点，我的立足点，就可能使我忽视人类或社会的实际愿望，借人们的真实自我为名，并且代表那个自我，去欺凌、压迫、折磨他们，同时心里却还坚持认为：只要是人类的真正目标，诸如：幸福、责任之履行、智慧、公正的社会、或自我完成等，便一定能和他们的自由吻合，而这自由即是：自由地选择他“真正的”，但却经常埋没而未得表明的自我。①注释①：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第212~213页。 引自第160页 在他（梁启超）的眼里，中国正处在野蛮时代，所以只有所谓的个人自由。他说： 使其以个人自由为自由也，则天下享自由之福者，宜莫今日之中国人若也，绅士武断于乡曲，受鱼肉者莫能抗也，驵商逋债而不偿，受欺骗者莫能责也，夫人人皆可以为绅士，人人皆可以为驵商，则人人自由亦甚矣。不宁维是，首善之区，而男妇以官道为圊窬，何其自由也。市邑之间，而老稚以鸦片为菽粟，何其自由也。若在文明国，轻则罚锾，重则输城旦矣。① 在梁启超看来，当时的中国社会，正是一种凭藉着所谓强者的权力、势力而对弱者行使个人自由的社会，也就是中江兆民所说的“唯力是视”的无秩序、无法律的社会。在梁启超看来，野蛮时代人类虽因统治力薄弱而处于一种自由状态，但是此种自由“不敢谓之自由”，因为这只可能算是一种野蛮时代的“自由之俗”，而无“自由之德”。注释①：梁启超：《新民说》，第45页。《合集》专集之四。 引自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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