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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个人而言,“学术为何”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高悬于顶、起到警醒作用的永恒疑问。它确实可以是一个被具体的内容所直接回答的问题,拥有明确的目的指向,比如学术为民、学术为己等等,由此出发,对诸多现实因素的考量自然也就登上了舞台,迈向聚光灯下。
但同时,它其实也能够充当一种“拷问”,即以命题形式呈现的复杂的、无法归约的回溯式追索,是不甚求答复却更求态度的无尽反思。此乃任何一个学术相关者都难以回避的、直面自己的方式之一。通过这种方式,或者说凭借此问题的敦促,学术相关人在从事具体的实践活动时便不至于再轻易地陷入到庸碌的尴尬境地或者无所顾忌的将自己置身于贼船而与污秽浊流们沆瀣一气。
当然,如此说来,它看起来就类似于一个抽象的“良心问题”了,就如同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所提出的那四个良心问题一样带有道德属性或者说伦理色彩,扎根在信仰及意志的领域发挥着自律的约束力。
窃以为,不论是把“学术为何”理解为对亟需解决的现实困境的强烈质问,还是把它理解为对学术相关者究竟应该如何行事的追问,都是需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必须的。单向度的意义认定与追求,思考的领域的窄化、思维活动的固化无疑是对活生生的人的戕害的写照。
如果学术仅仅局限于某种对外界充耳不闻的自我陶醉,那么还秉持着赤诚与热忱的后继者们就更应该保持韦伯所言的“头脑的清明”了。这些人,所要面临的困境是莫大的,可能历经挣扎最终也不得结果,但我并不对此保持悲观态度,因为在长久地忍耐与持续地抗争当中,人们自身也许就成为了希望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