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九叙（约1740—1805年），字丹弼，号玉峰，山东平阴人。出身武术世家，父亲亓永宁，字天诚，武庠生（即武秀才），例授守乐所千总（从六品），诰封武翼大夫，晋赠武显将军，江南等处地方浩水师总兵。兄长亓九功，武进士，曾担任福建督标左营守备、直隶天津镇标左营游击（游击，清代武官名，从三品）。因功曾得乾隆皇帝召见嘉奖。
受家庭影响，亓九叙自幼文武兼修，熟读经书与兵法，从父兄学习骑射，苦练十八般武艺，尤其精于王翀宇“太平拳”。“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1765年，亓九叙中乾隆乙酉科武举人，1769年，经过过关斩将，层层选拔，成为一名武进士，由于其出色的表现和卓尔不群的气质，深得乾隆皇帝赏识， 当即“恩赏兰翎侍卫，乾清门行走”， 乾清门行走是清朝侍卫之一种，即掌翊卫近御，常值班于内廷及皇帝出巡时扈从值班之侍卫。归御前大臣统领。
据有关学者统计，清朝近三百年，汉人担任乾清门侍卫的，屈指可数，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来自满州的“上三旗”，乾清门侍卫大约为正五六品。仅此荣赏就足以证明亓九叙在武进士中是非常出众的。
数年后，亓九叙被任命为贵州新添营都司（都司，清代武官名，正四品），并代理贵州威宁地区游击。“初出茅庐”， 亓九叙就表现出来卓越的领导才能。史载“威宁裸裸（彝族别称），每年自清明起围，三日方罢，聚人至数万，往往滋事。
九叙先期使人喻之以利害，复以兵弹压之，罔不慑服，终事无扰。” 威宁地区西、南、北三面分别与云南省接壤，是云贵川三省的交通要冲，被誉为贵州的西大门，居住着彝族、回族、苗族等19个民族。每年三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天，各个彝族聚居地区的群众都要组织大规模的“左脚舞会”。
到时，到处都是身着鲜艳彝族服装的彝族男女，到处响彻月琴声调子声，大家不分民族，不管相识不相识，拉起手，跳起舞，彻夜狂欢，三日方罢，聚集人常常达到数万，个别不法之徒往往趁机寻隙滋事，引发群体事件，扰乱社会治安。
由于民族情况复杂，管理工作难度大，处理不慎，容易引发民族矛盾。亓九叙为了避免事端的发生和扩大，派人与各方部落首领多次沟通，喻之以理，对不法歹徒坚决镇压，有礼有节，软硬兼施，得众人信服，从此没有人敢于闹事生乱，各民族相安无事，境内清平。
由于治理有方，亓九叙被推升为广东督标右营参将（参将为营之最高统兵官。位于副将之下。正三品。统理一营之军务）。
乾隆末年，清朝的安南(越南古称)国王阮光平因财政所需，召集沿海亡命之徒，抢劫过往海商，特别广东海上深受其害。后来内地消息灵通的土匪也与其勾结，内呼外应，对东南沿海海商贸易威胁日益深重，由于打击不力，海盗十分猖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雷州城守参将钱邦彦巡洋到崖州时，被海盗杀害，两广总督郭世勋紧急抽调亓九叙镇守雷州，亓九叙到任后亲率部卒设计围剿海盗，经过多次苦战，歼贼殆尽，生擒海盗三十余人，解送广州正法，自时雷州境内肃清，百姓称快。
由于屡建奇功，被乾隆皇帝召见，御赐“黄锦四匹，扳指二个”。乾隆皇帝当着侍臣的面夸奖亓九叙道：“此将才也”，因内记名，将亓九叙列为了重点培养的对象。随即被提升为三江口副将（副将，从二品武官）。到任七月，又迅速被擢升为四川建昌总兵（总兵，正二品武官），后又调任福建建宁总兵、江南苏松总兵。短短数年，官升三级，多方历练，成绩斐然，深得朝廷倚重。
调任江南苏松总兵前再次被乾隆皇帝召见，乾隆问及怎样打击海盗，治理海疆，亓九叙将自己在雷州的工作经历讲给乾隆听。乾隆勉励其道：“崇明，外洋也，情况复杂，非雷州可比，尔须小心。”，“又讲骑射多时”，从乾隆皇帝与亓九叙讨论骑射之术来看，说明乾隆对这位武进士的文韬武略十分器重和赏识。
亓九叙深受鼓舞，到任后亲率士兵，日夜在小洋山巡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正当亓九叙事业蒸蒸日上，准备大展宏图之时，一场灾难悄然降临，这就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发生的江南洋盗案，又称杨天相案。
乾嘉时期，是清朝政治统治的鼎盛时期，也是清朝经济发展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闭关锁国，限制甚至禁止海上贸易的政策使清朝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加之官吏的贪腐，导致国库空虚，百姓生活困苦。以至于这一时期出现了官商勾结，官匪勾结，海盗盛行的局面。史载“黑水洋有贼众潜伏岛内，时出截劫行舟，商贾为之断绝，或掠沿海居民”。
话说有一天，亓九叙手下的武官杨天相率众搜剿海盗，捕获盗贼十二人，盗船二只，内藏兵刃、令字旗、竹盔 、铁炮 、火药 、铅子等件，俱系违禁之物 。
经过审讯，海盗均认罪，于是将案件例行上报两江总督审核，当时两江总督是大贪官和珅的亲戚苏凌阿，也是一个大贪官，“贪庸异常”，江洋大盗被捕后通过金钱买通关节，贿赂苏凌阿，“盗因以十万金贿制府，制府受之，决欲翻案”，苏凌阿随即向乾隆皇帝奏报，说杨天相捕获的盗贼是良民百姓，为了邀功，屈打成招，诬良为盗，耄耋之年的乾隆日趋昏愦，唯和珅之言是听，不加详查，将杨天相判斩立决。
这一案件在当时反响很大，据《啸亭杂录》记载“劾杨天相诬盗案事，众皆为杨（天相）抱屈。杨正法日，六营合祭，哭声震天，几至激变，赖陈军门大用安抚之始已”，“而上海之民为（杨）天相焚纸钱 ，积灰如山阜。”
作为上级的苏松镇总兵亓九叙也因此遭到参革治罪，奉旨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亓九叙因母寿高，嘱家人勿秉太夫人知。出发之时，“崇明人送者盈途，咸赠金为路费，谢弗受。”自此，将星消隐，沉沦边陲。
在该冤案发生四年后，嘉庆四年（1799），乾隆驾崩，嘉庆亲政，苏凌阿作为和坤的亲信和姻亲在政治上失势，洪亮吉上书对于此前朝廷的稗政提出批评，为该案打抱不平，指出：“江南洋盗一案，参将杨天相有功骈戮，洋盗某漏网安居，皆由署总督苏凌阿昏聩糊涂，贪赃枉法，举世知其冤，而洋盗公然上岸无所顾忌，皆此一事酿成。况苏凌阿权相私人，朝廷必无所顾惜，而至今尚拥巨资，厚自颐养，江南查办此案，始则有心为承审官开释，继则并闻以不冤覆奏。夫以圣天子赫然独断，欲平反一事而尚如此，则此外沉冤何自而雪乎?”
嘉庆在接到洪亮吉的上书后坦承其“在藩邸时，曾闻陈大用盘获洋盗一案。彼时苏凌阿署两江总督，以诬良为盗定拟，遂置杨天相于重辟。而和珅与苏凌阿因系姻亲，为之护庇，致成冤狱”，但由于本案是乾隆皇帝钦定大案，就等于铁板钉钉，即便错误也只能将错就错，根本无法翻案。亓九叙随后虽被恩敕，但却不能官复原职，只被发往额勒登保军营斟酌调用。
清嘉庆元年(1796年)至九年(1804年)，湖北、四川、陕西三省，爆发了"川楚起义"。嘉庆五年（1800年）八月，首领王汉潮被官兵抓获，另一首领尹三率领十万余起义军大举进攻陕甘。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亓九叙再一次临危受命，披挂上阵，当时总督营额率兵二千，在七宝山为声援，派遣亓九叙与参将王某引兵七千从黑风峪入，与起义军战于二王山下。最终将尹三击败，生擒千二百人，毙敌三千余人。
九月，起义军又攻击会县，亓九叙与副将窦某督兵至两党，生擒首领张十、陈红发。十月，马里关被义军攻破，亓九叙偕将军庆某领兵二万至杨家店，生擒起义士兵四千余人，毙敌无数。连战连捷，展现出亓九叙卓越的军事才能，因此名声大振，起义军望风而逃，游击张某驻守镇安，被起义军所杀。
大帅额勒登保以其地系军事要道，特派亓九叙前去驻守镇安，亓九叙一到，百里内起义军不敢至。后起义军复聚集兴安左右，伺机而动，额勒登保又将亓九叙调至兴安驻守。一年后，起义军畏难而退，被迫迁徙他处。因战功卓著，亓九叙被授山东青州府寿乐营都司，恩准带东镇兵四百回官署。由于年近花甲，长期奋战，积劳成疾，至济南后，一代名将壮志未酬，竟卒于客馆。
道光五年（1825年），清廷诰授亓九叙武显将军，皇封御前侍卫都督府，敕曰：“亓氏宗族，为国为民保天下，南征北战定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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