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最终决定：“我要把每一个情人都当作唯一去爱。我会享受每一个情人能给予我的全部；我也会给予他我所能给予他的全部。这样的话，有谁还能谴责我呢？”的确有一段时间，波伏瓦没法确定自己对萨特的感情究竟是什么，她唯一能确定的是，那还不是爱。
在波伏瓦和萨特的那个传奇7月之前，波伏瓦得出结论：自己要用不同的方式同时去爱几个男人。早在1926年，波伏瓦就在日记里写道，不能因为情人希望你呈现什么形象，你就放弃自我而变成那个样子，这样做对自己非常不诚实；一个人应该“只给予她所能给予的”。

10月14日，星期一，萨特和波伏瓦在卢森堡公园一起散步。那个下午他们的对话启发了无数后人试图去效仿。波伏瓦和萨特在那个下午的讨论，为后来他们的开放性关系定下了关键的契约。波伏瓦和萨特从一个两年的契约开始，除了彼此以外他们可以有别的情人，并且他们许诺会告诉对方所有的一切。为了把自己和别的那些不那么重要的情人区分开，萨特对波伏瓦说：“我们之间的是本质的（essential）爱，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偶然的（contingent）爱。” 波伏瓦和萨特把他们的关系称为“贵庶通婚”（morganatic marriage），这个词的原意是指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等级之间的婚姻关系，比如路易十四与曼特农夫人的爱情（但波伏瓦和萨特没有说他们俩谁是贵族，谁是平民）。
波伏瓦在回忆录的第二卷中写道，一开始她觉得契约中互相告诉彼此一切的承诺让她感到难为情。但是后来，波伏瓦渐渐觉得这是一种解放。因为有萨特这个观察者的存在，让她能够更加不偏不倚地看待自己，而这是她一个人时做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波伏瓦称萨特为她一生的见证者。萨特和波伏瓦都把彼此当作一个毫无恶意的读者，因此他们能够把自己像一本书一样完全打开呈现给对方，这种信任让他们感觉很舒服。

在《端方淑女》中，波伏瓦称萨特是一个完美的伴侣，是她从15岁开始就梦寐以求的男人。波伏瓦说：“我理想中的两性关系是，夫妻俩有很多的共同点，是彼此精确的观察者。在以前，上帝是我生命的观察者。通过这种方法，我能排除爱上一个不同的人的可能性。除非我遇到一个既比我有成就，也跟我一样平等的人，否则我是不会结婚的。” 但是萨特这个观察者并不像波伏瓦写的那样精确：萨特拒绝把波伏瓦的情绪看成是有意义的，也不予理会波伏瓦的性欲。 20年后，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写了“恋爱中的女人”一章，里面描写了女人是如何在恋爱后把所爱的男人当作她生活的中心，并且在恋爱中失去自我的。
恋爱中的女人甚至失去了自我判断力，试图通过她爱人的眼睛去看待一切。她追随他的一切喜好，包括书籍、艺术和音乐。如果没有他陪自己一起看世界，她就对世界失去了兴趣，她只对他的想法、他的朋友、他的观点感兴趣。她觉得自己的价值是有条件的，她之所以有价值，完全是因为被他爱着。当她听到他说“我们”，她就感觉到无上的快乐，因为她觉得被所爱的男人当成了他的一部分，当他说“我们”的时候，她和他就连在了一起，享有他的威望，可以和他一起去征服世界了。

在回忆录中，波伏瓦说她决心不走入婚姻这个资产阶级的制度，而唯一有可能改变她想法的是孩子。在少女时期，波伏瓦曾经想成为一个母亲，但是她现在觉得这已经不可能了。波伏瓦已经看透了，养育孩子只是“毫无目的且不合理地为地球增加人口”。 波伏瓦认为自己放弃要孩子，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天命。波伏瓦拿加尔默罗修女打比方：只有放弃养育自己的后代，加尔默罗修女才能为全人类祈祷。波伏瓦很清楚自己写作需要时间和自由，所以她说：“没有孩子，我才能完成我应当的使命。”

波伏瓦在鲁昂交了一个新朋友：科莱特·奥德里。奥德里是尼藏在一个共产主义者圈子里认识的，跟波伏瓦在同一所学校教书。波伏瓦主动向奥德里介绍了自己，一开始奥德里觉得波伏瓦唐突，而且很资产阶级。 奥德里信奉托洛茨基主义 ，波伏瓦对她有点畏惧。奥德里总是穿着考究，信心十足，还总是讨论政治。不过没过多久，波伏瓦和奥德里就经常在保罗啤酒厂共进午餐了。
奥德里欣赏波伏瓦的意志力，也喜欢她的畅快大笑。奥德里觉得波伏瓦是个感情激烈的人。波伏瓦的率直有时候让人承受不住，这也让波伏瓦那“不能忍受愚蠢之人”的名声跟了她一辈子。当萨特来鲁昂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一起出去。波伏瓦向奥德里解释了她和萨特的关系，说这是基于真理而非激情的一段关系。奥德里形容波伏瓦和萨特的对话深刻而激烈，简直让人沸腾，这是一种她从未见到过的关系。奥德里说：“在这两个人身边的感受，我无以名状。他们之间的火花是如此强烈，有时候会让身旁的人因为没有这样的关系而感到失落。”

波伏瓦很钦佩萨特的很多想法，但是她实在没法欣赏萨特的全部。坐在伦敦尤斯顿火车站，萨特滔滔不绝地跟波伏瓦说着怎么把伦敦放进他理解世界的宏大框架里。波伏瓦向来很烦萨特这种凡事都要归纳的习惯，觉得他的假设都站不住脚。这其实是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的分歧，波伏瓦和萨特已经因为这个吵过架。波伏瓦再次强调：语言不能完全概括现实，应该面对现实中的所有好与坏、所有模棱两可和不确定之处。
萨特的回应是，光是观察世界和做出反应是不够的，应该试着把现实压缩到文字里。对此，波伏瓦觉得简直毫无道理：一次仅仅为期12天的旅行不可能让一个人透彻地了解伦敦。比起生活和体验，萨特更想用文字把经历记录下来，而这和波伏瓦的信念完全冲突，波伏瓦信奉“生活！此时此地的现实”。

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波伏瓦曾与三位比她年轻的女性有过亲密关系，这些女性都曾经是波伏瓦的学生。与此同时，萨特也对这三位女性发起过追求，有时候他能够成功得手。因为萨特和波伏瓦如此对待他们的偶然情人，法国女性主义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称波伏瓦和萨特为“持自由论的恐怖分子”。也因为这个时期的作为，很多人认为波伏瓦在性方面浪荡不羁，因此抵制她的作品。 纵使波伏瓦后来写出了伟大的哲学作品，但这些关系给她后来的个人生活和公众形象都带来了很深的影响，我们不禁想问：当时的波伏瓦到底是怎么想的？蚌

波伏瓦在回忆录中谈起这个概念的起源时，说是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一起想出来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这样定义“自欺”：这是一种逃避自由的方式，要么过度认同自己的“真实处境”（facticity），要么过度认同自己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真实处境”是指一个人面对的所有偶然的和没法选择的因素，比如出生的时间和空间、肤色、性别、家庭、受到的教育以及身体。而“超越性”表示的是人能够超越这些属性的自由，指的是一个人如何去对待事实，如何通过行动去塑造自己。
萨特认为，当“真实处境”和“超越性”出现脱节时，“自欺”就产生了，这会使得一个人认为自己一定要成为某个样子。萨特用“侍者”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如果一个侍者认为自己永远只能是侍者，认为自己是侍者的“真实处境”决定了自己的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自欺”的状态。因为这个侍者永远都有自由去选择其他的人生道路，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他自己的“超越性”。不过，如果这个侍者完全不顾自己是一个侍者，试图去做一个首席执行官，那他就是以相反的原因处在另一种“自欺”当中——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真实处境”的局限。
这个例子也许听起来有些无足轻重，但是如果你把侍者换成“犹太人”“女人”“黑人”就能看出它的深刻之处。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这种拿他人“真实处境”的单一面向来以偏概全的做法，这样做的同时也忽略了他们的完整人性。1943年时，历史仍然在重蹈覆辙。不过当时萨特并没有在《存在与虚无》中分析道德观，也没有就那个物化他者的问题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萨特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须挣脱自己“真实处境”的限制，因为不管处于何种境况，我们都有把它利用到极致的自由。
在20世纪30年代，波伏瓦就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萨特认为人类是自由的，不管他们的境况是什么样的，他们都可以自由地通过选择不同的回应方式去“超越”自己的“真实处境”。而波伏瓦对此提出的质疑是：“一个被关在闺房里的女性能够超越什么？” 从理论角度来说，能做出选择的自由和在现实情况里有选择的权力，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到了20世纪40年代，波伏瓦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以及《模糊性的道德》这两篇哲学文章中进一步详述她对此的批判观点。同时波伏瓦也不得不处理《女宾》给她个人生活带来的风波。

波伏瓦的第二卷自传记录了从1930年到1944年的这段时间。她自己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末尾才开始出版，而对于自己的哲学关注和成就，波伏瓦在《盛年》里只是一笔带过，这也使得很多人认为在他俩之中，萨特才是哲学家。不过在波伏瓦的回忆录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在这个阶段大量阅读哲学、心理学、宗教以及关于女性的性的书籍（尽管这些材料相比之下要少很多）。她阅读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阿兰、美国文学、雷蒙·阿隆、柏格森、乔治·贝尔纳诺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德里乌·拉罗谢尔、英国文学、被她称为“娱乐性垃圾”的作品 、福克纳、弗洛伊德、纪德、朱利安·格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海德格尔、海明威、霍尔德林、胡塞尔、雅斯贝斯、乔伊斯、卡夫卡、克尔凯郭尔、拉罗什富科、莱布尼茨、米歇尔·莱里斯、伊曼纽尔·列维纳斯、雅克·马里坦、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莫里斯·梅洛-庞蒂、尼采、普鲁斯特、雷蒙·格诺、圣埃克苏佩里、谢勒、斯凯特克尔的《女人的性冷淡》（Frigidity in Women）、司汤达、斯多葛学派、瓦莱里、让·瓦尔、奥斯卡·王尔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其他作品。
那么波伏瓦到底略去了什么呢？波伏瓦的首篇哲学散文《皮洛士与息涅阿斯》是在1943年写完的，但是直到1944年9月法国解放之后才得以出版，而英文版直到2004年才出版。因此，看不懂法语原文的读者一直没法看到波伏瓦和萨特完整的哲学对话，也看不到波伏瓦独立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波伏瓦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道德问题，也开启了她文学生涯的“道德阶段”。或许是因为战争，或许是因为和博斯特的关系，又或许是因为好不容易结束了和纳塔莉的纠葛，以及意识到自己和萨特伤害了比安卡，又或许是因为担心和萨特的观点联系在一起，要么是以上这些原因都有，当时的波伏瓦想要知道：什么样的行为和关系才算是道德的？而在回答这个道德问题之前，波伏瓦不得不回答一个基本的存在主义问题：为什么要有这一切，而不是虚无？

萨特和波伏瓦一样，都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对自由的概念以及人类渴望追寻意义这个课题着迷不已。波伏瓦和萨特都曾经思考，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像上帝那样的超越存在来赋予人类自由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和波伏瓦不同的是，萨特还没有找到把道德观融入他的自由论中的方法，也没有找到解决超越问题的答案。波伏瓦分别以散文、小说和剧本这样的文学形式给出了她的答案。但波伏瓦的散文和剧本直到21世纪才被翻译成英文，而她的小说也被广泛解读成只是披着小说的外壳对萨特的哲学思想生搬硬套。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一直以来错误地认为是萨特独自创造了存在主义道德观——21世纪最为流行的哲学运动之一。但事实是，波伏瓦早在1945年就曾明确地表示是她，而不是萨特，阐发了存在主义道德观。
波伏瓦的哲学散文《皮洛士与息涅阿斯》的开篇是皮洛士与息涅阿斯的一段对话。皮洛士是公元前4世纪伊庇鲁斯王国的国王，息涅阿斯是他的谏臣。当他们在商讨皮洛士征服世界的计划时，息涅阿斯问国王皮洛士：“征服世界和在家歇着有什么区别？” 萨特认为，人就是要出去成就事业，给自己制定目标，设置极限，尽管那些目标经常被超越，极限也会被重新划定。甚至在实现了追求的目标之后，我们常常会感到失望。有时候，达到目标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只是为了追求的过程；有时候，一旦得到了，想要的欲望也就随之消散了。所以行动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在意自己的行为道不道德？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结尾和息涅阿斯问国王皮洛士的问题很相似：一个人独醉和成为众国首领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人怎么能这样想呢？波伏瓦认为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独醉的人和众国首领有不同的境况，而且他们改变他人所在的世界的能力也不一样。

真正的问题是：大千世界里，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去在意和有所为的呢？波伏瓦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的行动。因为只有行动是唯一属于你，且仅属于你一个人的，这是你成为你自己的方式。只有你能创造和维持连接你和他人的关系，不管那是好的还是坏的。 你和他人的关系并不是先天存在的，必须由你和他人一天一天地去创造以及再创造，有时候能够很好地发展下去，有的时候会被忽视，也有的时候会被滥用消亡。

1946年6月底，波伏瓦完成了《模糊性的道德》，开始考虑下一部作品，她坐着出神地望着面前的一张白纸。这一幕被她的雕塑家朋友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看到了，阿尔贝托说波伏瓦看起来十分不寻常。波伏瓦解释说当时自己正在思考写点什么，但是毫无头绪。阿尔贝托说你可以写任何东西啊。那段时间，波伏瓦很喜欢米歇尔·莱里斯的《男性气质》（Manhood），她觉得深受启发，决定写写她自己。波伏瓦脑子里萌生出一个还未成形的想法，她开始做笔记，再和萨特一起反复讨论，波伏瓦这次提出的问题是：“做一个女人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波伏瓦在回忆录里说，她和萨特的对话是一种心灵启示的过程。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记载道，她一开始觉得做一个女人对自己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对自己的女性身份产生过厌恶，也没有人对她说过“你会这么想是因为你是个女人”。 萨特建议波伏瓦要更深入地去思考：波伏瓦没有被当作男孩来养。因此，波伏瓦决定继续探究这个问题，然后她开始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个世界就是男性的世界。波伏瓦童年时曾受到很多谬论的影响，而那些谬论对男孩和女孩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同。所以波伏瓦把写自传的想法放在了一边，一头扎进“女性气质的谬论”的研究中，常常在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在这部作品中，波伏瓦不想只是专注于自己作为女性的个人经历，而是想要讲述“女性”这个群体的境况。尽管《第二性》的很多篇章看起来都很像是在讲述波伏瓦自己的经历和她所生活的圈子，尽管波伏瓦在1941年的日记里就批判过哲学家们在看待中性和普适性问题上的做作表现，尽管波伏瓦在20世纪40年代的很多文章和小说谈及的都是个人问题，但是那时候的波伏瓦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哲学家们历来在探究“人类”和“人类的境况”，那么“女人”呢？有没有“女人的境况”这样的东西？

十年之后，在战争年代，即将32岁的波伏瓦写道：“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年女性了，我想要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的女性。” 波伏瓦在给萨特的信中也说起她对于自己的“女性气质”很感兴趣：“我在哪些方面是个女性，又在哪些方面不是个女性，我对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有什么样的期待，我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定位我自己，这些仍然需要被定义。”

就像以往一样，萨特并非波伏瓦思想的来源，而是其思想上无法替代的伙伴，是谈话中的催化剂。波伏瓦后来创造的“境况”（situation）概念，成了《第二性》里的一个核心概念，也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哲学原创性。波伏瓦认为女性气质不是一种天性或者本质，而是“由整个文明和文化用几个特定的心理标签建构出来的境况”。

近年来，女性的境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赢得了选举权（比如在法国），还可以接受教育，拥有了更多机会。因此，女性越来越多地追求“加深对自我内在的认知”，从而“上升到哲学层面”。 但是波伏瓦认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女性气质常常被认为是谦逊的象征，女性缺乏胆量，也害怕承担胆量所带来的后果。波伏瓦写道，女性在孩童时代还有一些自主权，但是长大后就被鼓励为了幸福和爱情放弃这种自主权。

在这篇文章中，波伏瓦清楚地陈述了她成熟的女性主义观的核心主张之一：“最让人恼火和虚假的谬论就是在女性的帮助下被男性创造出来的‘永恒的女性气质’，他们认为女性是凭直觉行事的、迷人的、敏感的。” 波伏瓦指出，这种女性气质的“陷阱”在于，它常常认为女性不如男性，因而让女性感到分裂。波伏瓦认为，女性气质赋予了女人在男性眼中的价值，但是女人也因此害怕一旦女性气质缺失，自己就失去了价值。尽管女人能够通过接受教育和事业成就实现自己眼里的价值，然而职业女性往往会感到不如其他女性，因为觉得自己缺少魅力，不够敏感，也就是说，缺乏女性气质。相比之下，男人从来无须为了男性气质而牺牲自己的成功，也不必为了感到自在而放弃个人成就：男性的职业成功从来不会造成个人的损失。只有女性受到这种矛盾的折磨：“她们要么得放弃部分个性，要么得放弃吸引男性的魅力。” 但为什么获得成功（或者魅力）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呢？

波伏瓦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写道，每个人都必须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位置。人类的处境是模棱两可的：我们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作为客体，你的世界被他人施加的约束所限制。作为主体，你的行为不仅实现了个人自由，还在世界上为他人创造了新的条件。18岁时，波伏瓦在日记中写道：“爱情中有许多让人讨厌的东西。” 她在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打破了哲学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但在《第二性》中，波伏瓦认为以“爱”之名发生的事根本就不是爱。

当波伏瓦审视历史时，她发现人类有一种习惯，那就是观察他人的身体，并根据他们的身体特征来建立等级制度，比如说奴隶制度。在种族问题上，大家也都认同这一点。但是，波伏瓦提出疑问：那么在性别问题上是怎样的呢？波伏瓦认为，男性将女性定义为“他者”，并将她们归入另一个等级：第二性。
波伏瓦在美国旅行途中，与美国女权主义者对过话，她知道有些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女性”这个词早已是一个无意义的词汇。但波伏瓦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自欺”行为。多萝西·帕克认为，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可以通过将女性定义为“人类”而不是“女性”来解决。但波伏瓦说，“我们都是人类”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女人并不是男人。他们在这个层面上所享有的平等是抽象的，而且男女所拥有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同的。
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境况，具体来说，男女所处的境况是不平等的。但是为什么会是不平等的呢？波伏瓦指出，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人类根据性别被分为两类，还拥有不同的身体、面孔、衣着、兴趣和职业。但即便如此，仅仅拥有某种生殖器官并不足以使一个人被认为是“女性”，因为一些拥有这种生殖器官的女性，仍然被指责“不够女人”。当小说家乔治·桑蔑视传统的女性气质时，古斯塔夫·福楼拜讽刺她为“第三性别”。

波伏瓦在提出“女人是男人所不是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借用了黑格尔的“他者”理论。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把自己与他人对立起来，因此男人把自己视为自由的“主体”，而把女人定义为客体。但波伏瓦想弄清楚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如此普遍持久。波伏瓦想知道，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女性站出来反对男性贬低她们呢？
波伏瓦非常熟悉人们反对女性主义的常见理由：女性主义会毁了家庭价值观！女性主义会降低工资！女人应该待在家里！男性和女性是“独立而平等的”！波伏瓦本以为这些都是人们“自欺”的借口，就好像《吉姆·克劳法》一样。 萧伯纳曾批评，美国白人让黑人给他们擦鞋，然后得出结论：黑人所能做的就是把鞋擦亮。波伏瓦认为，人们对女性的能力也做出了同样无效的推论——人们认为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较低，但波伏瓦指出这是因为女性总是处于劣势的境况中，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天生就低人一等。波伏瓦写道：“我们必须理解动词‘是’（to be）的范畴，‘是’什么样的人实际上就是‘成为’（have become）什么样的人。” “成为”充满希望的一面是，情况可以变得更好。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为“人类”的境况争论不休。波伏瓦问道：“在女性的境况中，一个人能成就自己吗？”

波伏瓦认为，如果女性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有确定的命运，那么就不会有问题。同时，那就会有一种普世的“女性气质”，而拥有这种气质的人就是“女性”。在《第二性》第一部分中，波伏瓦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分析“女人”。但是关于女性的次要地位，波伏瓦并没有在科学、弗洛伊德以及马克思那里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波伏瓦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的分析都是不完善的：从没有过女性经验的弗洛伊德，凭什么认为可以基于自己男性的经验来论述女性的经验？

1949年11月，《第二性》第二卷出版了。其中有一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 波伏瓦认为每个女人的经历都是一种成为（becoming）的过程，而不是一本紧紧合上的书。所以波伏瓦想要在书里展示女性对她们生活经历的描述，展示她们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被“他者”化的过程。作为一个开放的人，波伏瓦也仍然处在成为自己、试图理解自己经历的过程中。波伏瓦意识到，她面临的一些阻碍对其他女性的成长也构成了宏观的威胁。尽管时间流逝，波伏瓦仍然受到阿尔弗雷德·富耶的影响。富耶认为“人不是生来自由的，而是变得自由的”。波伏瓦认为，使得男女性生活迥异、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并不是生物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在这个过程中，“文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显然，“文明”对于西蒙娜·德·波伏瓦没有起到这种作用。
波伏瓦对女性性行为的坦诚态度使她遭受了各种绯闻和攻击，但她受到的最持久的抨击则源自她对母职的分析。波伏瓦认为社会沉浸在一种表里不一的集体自欺当中：整个社会蔑视女性，却同时尊重母亲。“整个社会不让女性参与所有的公共活动，不让她们从事男性的职业，声称女性在所有领域都没有能力，但是社会却把最复杂最重要的任务——养育人类——托付给女性，这简直是一种充满罪恶的悖论。”

在过去和当时，波伏瓦的文章都有很多令人震惊的地方，而且事后回看，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于那些不觉得自己为人母是“奴隶”的女性来说，波伏瓦的有些文字似乎是判断失当的。波伏瓦把孕妇称为“寄生虫”的宿主和人类物种的奴隶。（实际上，叔本华也提出过类似的言论，但出于某种原因，他没有引起同样的反应。）波伏瓦对怀孕很感兴趣，因为怀孕是女性“从内向外审视自己”的主观体验——她们失去了身体自主权，并对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母亲感到焦虑。波伏瓦声称女性不应该沦为生育的工具，她还说（虽然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并不代表完全拒绝做母亲。波伏瓦想要证明，即使同样是怀孕、分娩和照顾孩子——这些被认为是典型的女性身体体验——也会因女性的境况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体验。
显然，波伏瓦自己并不是一位母亲，她也承认这一点，她在作品中借鉴了其他女性的论述，包括从各种信件、日记和小说，来证明“怀孕和做母亲的经历是因人而异的，取决于它们是发生在反抗、顺从、满足还是热情之中” 。波伏瓦想要厘清人们关于做母亲的两个错误观念，一是“成为母亲能够在任何情况下让一个女人感到满足”，二是孩子“一定能在母亲的怀抱中找到幸福”。 波伏瓦通过研究发现，尽管很多女性享受做母亲的乐趣，但她们并不希望这是她们一生中唯一的事业。波伏瓦认为，如果母亲感到沮丧和不满足，她们的孩子也不太可能会感到快乐。因此波伏瓦得出结论：显然，对于母亲来说，做一个完整的人要比做一个残缺不全的人对孩子更好。 很多男性读者对波伏瓦的论点提出异议：波伏瓦自己都不是母亲，怎么敢谈论这个神圣的话题？波伏瓦回应说，不是母亲这一点从来没有阻止男人们来谈论母亲这个话题。

20世纪30年代，波伏瓦的小说《精神至上》被出版社退稿了，当时的编辑亨利·米勒对波伏瓦写道：“你满足于描写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但是当你写到新秩序的临界点时，你就把你的读者遗弃在那里，对于新秩序的好处，你没能给出任何提示。”在《第二性》的结尾，波伏瓦完成了当年她没有完成的部分。
因此，在《第二性》最后，波伏瓦写了一章“独立的女性”：独立女性的自由是有代价的，但不是以爱为代价。
在这一章里，波伏瓦指出，在一个把女性他者化的社会里，男性处在有利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获取的利益（从外部看就已经显而易见了），还因为男性内在的感受。从童年开始，男性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追求和享受自己的事业，从来不会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想追求的事业会和自己作为情人、丈夫以及父亲的幸福相冲突，他们的成功从来不会降低他们被爱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女性来说，为了女性气质，她就必须放弃波伏瓦所说的“主体性”，即她不能拥有对自己生活的理想愿景，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追求自己想要成就的事业，因为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没有女性气质的”。这就把女性置于一个双输的境地：做自己就意味着变得不值得被爱，而如果想要获得爱就得放弃自我。萨特曾写道，作为人类，我们“注定要获得自由”。波伏瓦在此写道，作为女性，我们注定要感到分裂，注定得成为“分裂的主体”。
问题的根源在于“个人不能随意塑造女性气质”这个概念。 几个世纪以来，男人获益于关于女性气质的这个谬论，我们也不难理解，男性害怕失去这个谬论以及它所带来的相应的好处。因此，男性告诉女性，她们不需要有自己的职业，婚姻和家庭就是女性的全部；他们告诉女性，渴望成就一番事业有违她们的天性；只要成功地做男性欲望的客体，女性就能“幸福”，直至女性为爱牺牲自我，成为妻子和母亲。波伏瓦指出，男性应该对此感到不安，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衡量他人的幸福，而人们总是轻易地把自己想要强加给别人的境况称为幸福”。

自出版以来，波伏瓦的“性别哲学”经常被总结为区分了“性”（sex）和“性别”（gender）的概念。这两个概念里，前者是生物性的（比如说，性别男性和性别女性），而后者则是通过文化积累习得的（比如男性化、女性化的）。但是，简单地认为《第二性》只是区分了“性”和“性别”的说法存在着重大问题。首先，“性别”这个词从未在这本书中出现过。其次，即便在1949年，像“女性”这个概念分别具有生物学和文化两方面的含义，以及女性受压迫的情况长期存在的观点都不是波伏瓦原创的。在波伏瓦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正如她在《第二性》中讨论的那样，哲学家和作家们一直声称，女性在社会中拥有弱势地位是由于她们缺乏具体的教育、经济和职业机会，而不是由于任何天生的劣势。举个例子，在18世纪狄德罗就已经写道，女性的低人一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造成的”。
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把《第二性》概括为“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会让人们更加忽视里面一个不受欢迎但却更重要的观点：女性长期受压迫的很大原因是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在第一卷“事实与神话”中，波伏瓦研究了“女性气质”被建构成女性命运的方式——她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理想化的女性必须是男性欲望的客体。
《第二性》的第二卷“生活经验”要比第一卷在篇幅上长得多。在这里，波伏瓦采用了一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从女性自身的角度以及女性所处的人生阶段来探讨“女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波伏瓦这样做颠覆了哲学的权力视角。波伏瓦没有从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的角度来分析“女人”，而是转向了那些被期望要服从的人的日常生活。为了做到这一点，波伏瓦必须讨论一些哲学精英们认为不值得称为“哲学”的话题：家务如何分配，经理们如何评价工作，女性如何经历性启蒙和性实践。这些问题都没有被上升到现实的本质或知识的可能性。 相反，这些问题事关谁有权力来决定现实中的哪一部分更重要，以及谁更有发言权来决定知识。
波伏瓦很清楚，要让女性为自己说话是很困难的。因为女性受压迫的特点之一是，她们没有办法像男人那样记录自己的生活。女性的声音很少被公开，即使她们的证词被公开了，也往往被斥为是片面或虚假的、恶意或不道德的。为了分析女性的服从，波伏瓦列举了特定女性在私人领域的经历，以及女性如何在结构和系统上都被禁止发声。
波伏瓦的童年灵感之一，乔治·爱略特曾经写道：“如果我们在平凡的人类世界中曾经视物深刻，感受敏锐，我们会听到草儿的生长和松鼠的心跳，会发现那寂静对岸的巨响，那隆隆之声震耳欲聋。” 对于波伏瓦来说，在寂静对岸，她听到了疑惑、顺从和绝望的不安回响，那是失语的女性集体的吟唱：“我究竟变成了什么？”

“难道我们就不能创造出一种男女平等、谁都不用屈服于谁的新式爱情吗？” 在一些著名作家身上，波伏瓦已经瞥见了这种新式爱情的模样。尼采、托尔斯泰和D. H.劳伦斯认识到，“真正且富有成果的爱”既包括所爱之人的身体存在，也包括其生活目标。但是他们是向女人提出了这个关于爱情理想的要求，因为爱是女性唯一的目的和意义。相比之下，波伏瓦认为，在平等的爱情中，女性仍然可以渴望成为自己爱人的盟友，但是作为伴侣的两人应当追求对等、互惠和友谊，也就是说男性也应该对爱情抱有同样的理想：
（在这种新式爱情中，）男人不再仅仅从伴侣那里寻求一种自恋式的满足，他应该在爱里发现一种跳出自我的方式，发现一种除了他的个人问题以外的世界。既然我们如此赞美慷慨和奉献，为什么不给男人一个参与慷慨奉献的机会呢？如果女人的自我奉献如此让人羡慕，为什么不给男人一个自我奉献的机会呢？
如果男女双方都能“同时想到对方和自己”，那么双方都会受益。

1955年，波伏瓦以“特权”为题发表了三篇文章。三篇文章贯穿始终的一个问题是：特权阶层如何思考他们的处境？古代贵族完全忽视了这个问题：他们享受着自己的权利，而不考虑这些权利是否合法。因此，第一篇论文里波伏瓦对萨德侯爵进行了分析，她说，因为萨德侯爵阐明了一个观点：如果一个人想要对抗不公正的等级制度，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对这些制度一无所知。萨德没有做波伏瓦认为作家应该做的事：揭示世界的可能性，呼吁读者行使为正义而努力的自由。相反，萨德投身于虚构的世界，并为残忍和堕落找到了正当的理由。萨德所谓的情欲忽略了情欲的真相，只有那些让自己沉溺于所爱之人的脆弱和情感陶醉的人，才能发现真的情欲。尽管如此，波伏瓦认为萨德还是有优点的，他“聪明地展示出特权只是利己的渴望，无法在所有人眼中都合法”。 在第二篇文章中，波伏瓦分析了保守派是如何为不平等辩护的：他们通常是将“普遍利益”与自己的利益混为一谈。波伏瓦说，从哲学角度为特权辩护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些认为这种说法站得住脚的人要么是“健忘”（对世界缺乏关注），要么就是“自欺”。在第三篇文章中，波伏瓦分析了一个特殊的案例：文化。她在书中写道，文化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像其他特权阶级一样，都忘记了其他人并不像他们一样拥有特权。

值得注意的是，波伏瓦转向自传的同时，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特权和政治参与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这也许只是一个简单的巧合，但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波伏瓦的生命写作是她将政治付诸行动的方式之一。玛格丽特·西蒙斯认为，波伏瓦的中国之行，更具体地说，是她与巴金的畅销书《家》的邂逅激发了她的灵感，让她以一种可能将读者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的方式来书写自己的人生。巴金的《家》里记述了一个家庭里的两个兄弟对待包办婚姻的态度，一个接受，另一个反抗；它被数以万计的人阅读，波伏瓦认为它“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怨恨和希望”。 在《第二性》里，波伏瓦批判了“传统”对女性的限制，以及她对女性解放的向往。但波伏瓦写这本书时并没有考虑到普通女性——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和篇幅是20世纪40年代典型的巴黎哲学精英风格，娴熟地运用各种普通人不甚了解的哲学家和他们的概念：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萨特、梅洛-庞蒂。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波伏瓦意识到许多人并没有同时购买《第二性》的上下两卷，更不必说阅读了。到1956年5月，《第二性》第一卷的法文版本已经印了116次。第二卷的销售速度较慢（到1958年才达到104次），然而正是在第二卷中，女性用自己的声音讲述她们成为女性的经历；在那里，波伏瓦写下了爱、独立和拥有自己的梦想 。波伏瓦很疑惑为什么第二卷卖得不如第一卷，她甚至对谈论爱和解放的第二卷拥有更少的读者而感到失望。波伏瓦也考虑过自己是否做了足够多的事情来与其他女性分享她的特权，她分享的方式是否是最好的。

波伏瓦说，重要的不是真实的碧姬·芭铎，而是银幕上那个虚构的她。波伏瓦认为导演罗杰·瓦迪姆通过引入一种新的情色，让对女性的谬论在时代变化的挑战中生存下来，重新创造了“永恒的女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差异减少了。成年女性和男性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她们可以工作，拥有投票权。所以拍电影的“梦想商人”们不得不即兴发挥：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夏娃，把“诱人的果实”和“蛇蝎美人”结合在一起。男人们现在发现，成熟的女人能够主宰她们自己的命运，所以男人们不得不调整自己，把焦点转移到没有挑战他们性别成见的年轻女人身上。波伏瓦注意到《洛丽塔》的女主人公只有12岁；瓦迪姆的一部电影里的女主角是个14岁的女孩。波伏瓦将年轻女性被色情化归因于男性不愿意放弃他们作为“主子和主人”的身份幻想。他们仍然希望把女人看作东西——“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不用担心她的思想、心灵和身体”。

波伏瓦的《碧姬·芭铎和洛丽塔综合征》批判了女性的性自主权是如何被剥夺的，也批判了男性仍然追求对女性的“主宰和控制”而不是平等互惠地相爱。尽管波伏瓦在这篇文章里做出这些批评，然而这篇文章却还是常常被误读。甚至在2013年，《纽约时报》还在引用波伏瓦的这篇文章，并认为她是在宣扬年轻人的性解放，在为追求“洛丽塔”的人辩护，可以和吉米·萨维尔和纳博科夫笔下的亨伯特·亨伯特同日而语。任何通读过这本书的人如果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都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这颇具讽刺意味，毕竟，波伏瓦的观点是，男人不喜欢女人打量他们，也不喜欢具有欲望的女人。所以男性转而在梦里及影视剧里去选择更年轻的女性，以此来逃避面对那些信心十足的女性，因为这些女性能够自由地凝视男性，并说出自己的想法。波伏瓦被这样误解的事实让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把波伏瓦塑造成一个对消费“洛丽塔”既无保留也无悔意的性放荡者，这对谁有利呢？

在《盛年》里，波伏瓦直言不讳地问道：一个人怎么能“容忍成为别人的追随者”？波伏瓦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她在生活中有时确实“默许”了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波伏瓦并没有放弃在学生日记中所说的“思考生活”，她决定用文学来思考生活，因为她认为文学是在她自己的经历中传达“原创性元素”的最好工具。 由于这段话的英文翻译经常被解释为波伏瓦内化了性别歧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强调，不被冠以“哲学家”头衔的原因并非只有身为女性。事实上，以这种方式阅读波伏瓦的故事使我们没法看到她否认自己哲学家身份的哲学层面的原因。许多著名的“哲学家”都曾否认哲学家这个头衔，包括阿尔贝·加缪，他批评哲学过分夸大理性的作用，还有雅克·德里达。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把波伏瓦硬塞进“女人能成为什么，不能成为什么”的单一维度中，哲学能成为什么和不能成为什么的问题也很重要。
对波伏瓦来说，无论她是19岁还是50多岁，哲学都必须用生活去实践。现在波伏瓦的观点是，致力于他人的自由意味着参与具体的解放计划。

有趣的是，《时势的力量》出版之后，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波伏瓦被指责没有幽默感。 女性主义者经常被指责为扫兴者，波伏瓦生活中的许多插曲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波伏瓦表达她的不满时，人们总把矛头指向她有不满，而几乎不会去关注她不满的原因。 几十年来，波伏瓦对女性、犹太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在社会中受到的不公感到不满，人们却质问波伏瓦为什么不能放轻松一点，看开一点。现在波伏瓦对社会对待老人的方式越来越不满。让黑暗变成光明是不够的，关键是让情况本身不那么黑暗。

知道了波伏瓦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的内容，这个问题就更加尖锐了。波伏瓦在9月20日的讲座中说，女性主义“远未过时”，而且不仅仅对女性来说有价值：这是一项对男性和女性都有意义的事业，只有女性获得了更公正、更体面的地位，男性才能生活在一个更公正，组织更有效的体面世界中。追求两性平等是男女双方的事。 波伏瓦希望《第二性》会有过时的那一天，因为一旦女性获得平等，《第二性》对女性异化的分析就会变得多余。波伏瓦认为可以在不消除性别差异的情况下停止对女性的剥削。但波伏瓦对自己和其他文化中反女性主义的“倒退”感到担忧。在法国，女性声称她们真正的职业是做妻子和母亲：家庭主妇。
波伏瓦的部分担忧是被“限制”在私人生活中的不稳定的女性生活，她们在经济上依赖于一个随时都可能不再爱她们的人，会因为爱的消失失去经济来源，以及赖以建立生活的意义。但是波伏瓦并没有掩饰她的真实想法：这种生活不如“真正参与社会生活”，不如“帮助建立我们生活的世界”。 波伏瓦认为女性是回归家庭成为主妇这一做法的“受害者”，部分原因是女性因与其他女性攀比而痛苦，另一部分原因是，人们仍然期望职业女性在下班回家后成为家庭主妇。结果就是她们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内疚和疲惫，“如果一个女人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在家再多工作五六个小时，到了周末她会发现自己极度疲惫”，社会上还没有形成男人真正帮助女人的习俗和风气。
波伏瓦发现，在那些有更多女性参加工作的国家，她们“自我和谐”，她们与自己的关系很有价值；波伏瓦认为这种自我理解来源于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波伏瓦一直对成为自我意味着什么很感兴趣，在《第二性》中她发现了一个所有女性面对的共同挑战：成为“被分裂的主体”的可能性，女性作为爱人和母亲的自我和她们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想成为的自我之间的撕裂和挣扎。波伏瓦在日本的第二场演讲回到了“女性境况的分裂特征”，由于职业女性想要幸福的生活、爱情和家庭，许多人选择牺牲自己的抱负：“她发现在职业上低调一点才是明智的做法。”

波伏瓦的这本书批判了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地质问金钱是否能让人幸福。 同时这本书也是在隐晦地回应女性主义和女性处境的转变，以及把金钱与独立画上等号的做法。它还讽刺了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1966年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声称福柯的作品和《原样》杂志（Tel Quel）为“资产阶级文化”提供了“托词”。然而，《美丽的形象》所传达的信息是，进步“必须立即是物质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否则就根本不是进步”，在波伏瓦看来，福柯的思想缺乏对社会变革的承诺。
波伏瓦的小说以劳伦斯对孩子的反思作为结尾：“抚养孩子并非要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说过，抚养孩子是一项道德事业，是人类自由的形成，而对女性和儿童来说，这往往是一种漠不关心的教育。在小说的最后一幕，劳伦斯看着镜子，心想对她来说，一切都完了。她的孩子们将有他们自己的机会。但是是什么机会呢？

在《老年》一书中，波伏瓦认为，并非所有的衰老都艰难而痛苦，因为“老年”并非指某一种普遍的经历。和成为女人一样，衰老也有很大的不同，它取决于个人的生理、心理、经济、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和家庭环境。衰老的境况极大地影响了它的体验。
就像成为女性或怀孕一样，“衰老”有着明显的生物学成分。但波伏瓦认为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她对于社会对年龄的忽视感到困惑。波伏瓦说，确实只有一半的女性不得不面临性别歧视所带来的次要地位。只要活得长久，年龄增长——作为一个生物学事实——是人类普遍的命运，但年龄变化带来的边缘化和孤独感却不是普遍的。
波伏瓦用来自实际生活经验的哲学来阐述自己的论点，就像她的《第二性》那样。波伏瓦还展示了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如何经常同时起作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老年人经常被禁止参加新的项目和拥有新的可能性。但对于男性来说，年龄似乎并没有对性的前景产生同样的影响。
波伏瓦在这本书中的分析与《第二性》不同，因为这本书比《第二性》更关注经济匮乏。波伏瓦说，人们在谈及小孩子和老人时，都会认为他们在年龄上是与众不同的，这并非偶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当他们还不是人或者已经不是人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就像或仍像人一样。”然而，孩子代表着未来，而老人“只不过是一具被判缓刑的尸体” 。

事实上，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波伏瓦就一直在对这三个思想者的哲学进行批评和评论。在波伏瓦回忆录的第四卷《归根到底》中，她为《老年》的原创性辩驳：“在第一部分，各种材料的分析、它所引起的反思和我所得出的结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 此外，第二部分是“完全私人的作品”，是由波伏瓦她自己的问题所引出的：“老人和他的形象、他的身体、他的过去和他的事业之间是什么关系？”波伏瓦的确是通过阅读信件、日记和回忆录来取材了，但是她所得出的结论完全是原创的。

波伏瓦大胆地宣称，她支持把母职与婚姻分离开来：“我支持废除家庭。”这句话在断章取义的情况下，很好地迎合了反对波伏瓦的保守派和热衷人身攻击的读者，他们认为波伏瓦反母性，不女性化，甚至不女性主义了。但在同一段中，波伏瓦对“家庭”一词的定义是这样的：“家庭是这个男权世界剥削女性的中介，每年从她们那里勒索数十亿个小时的‘隐形工作’。”1955年，法国人花在有偿工作上的时间为430亿个小时，相比之下，在家里花在无偿工作上的时间为450亿个小时。
波伏瓦认为，女性是在外界影响下接受这项工作的，并认为这是自己的天命，因为谁都不会自然地接受自己的职业生活就是洗碗和洗衣服。波伏瓦说，女性必须找到更好的价值所在：
人们之所以歌颂母亲，是因为母性能够让女人毫无怨言地待在家里做家务。他们没有告诉一个两岁、三岁或四岁的小女孩“你注定要去洗碗”，而是告诉她“你注定要成为一个妈妈”。人们给她布娃娃，歌颂母亲，所以当她长大后，她就会想到一件事：结婚生子。她坚信，如果没有孩子，她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但是对于男人却不是这样说的：没有人会对一个没有孩子的男人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堕胎法惩罚了社会上最贫穷的女性（至少曾经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女人能“根据自己的欲望和兴趣”计划怀孕，那么她就能适应包括学习和工作在内的生活。波伏瓦认为男性对这种可能性的抵制源于恐惧——“害怕女性会发现并通过掌握自己的命运来重新获得她们在所有领域的自主权”。

波伏瓦仍然对“一个女人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她的女性状态、她的女性处境”这个问题感兴趣。但波伏瓦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她想告诉读者，生活的过程是如何让她看到新的视角的。波伏瓦说，如果要重写《第二性》，她会采取一种更加唯物主义的方法，而不是把她的分析建立在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对立上。事后看来，波伏瓦并没有足够重视稀缺经济学和男人是如何变成男人的情形。波伏瓦说，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成为女人”的说法是正确的，但还应该补充一句“人不是生下来就是男人，而是成为男人”。
波伏瓦感到遗憾的是，自从《第二性》出版以来，很多鼓励女性接受传统女性“使命”的书籍出现反弹，一些虚假的先知宣称女权主义已经过时。新一代的女权主义者（米勒、费尔斯通、摩根、格里尔）所要求的是“女性的去殖民化”，因为女性已经被“从内部殖民”，把家庭中无报酬的工作以及工作场所中的歧视和剥削视为理所当然。 在《归根到底》的结尾处波伏瓦写道：“这次我不给这本书下结论了。我让读者自由地得出他们的结论。” 和以往一样，作家的使命是呼吁读者追求自由——即使是写自己的生活。

波伏瓦声称，在女性解放阵线之前，她并不认同她在法国看到的改革和法律主义的女权主义，她更喜欢当下女权主义的激进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似乎更有利于解决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即使是在以解放所有人为目标的政治团体中，波伏瓦仍然看到女性从事着乏味、无信誉、无权力的工作，而男性则被赋予了有意义的公共责任角色。波伏瓦明确表示，她并没有否定男人——她拒绝将女权主义和厌男症混为一谈，并承认她那个时代的男人并没有建立起男权社会结构。但这些男人仍然从中获利，因此波伏瓦认为保持“谨慎态度”很重要。

有些女权主义者曾批评《第二性》是一部中产阶级的作品，由一位对自己的特权视而不见的精英女性撰写。在这次采访中，波伏瓦承认她在早期的作品中忽略了很多关于阶级的问题。但她不认为阶级斗争会解放女性，因为男女的区别不在于不同阶级，而是不同的种姓。人们可以上升或下降到不同的阶级。但一旦你出生在一个种姓，你就只能永远停留在那里。波伏瓦说，女人不能变成男人，她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都被视为低级种姓。
在采访中，波伏瓦没有承认自己从非女权主义者转变为女权主义者，而是公开批判了她自己之前的信念，即经济独立和社会主义将带来解放女性所需的变革。相反，波伏瓦支持女性运动，支持让“匿名”的女性，而非男性“专家”发出声音。

波伏瓦的合理回应被忽视了：她不是在攻击文学。她认为攻击广告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广告不提供（个人）自由”，它们“强加在所有受其支配的人的眼睛上，无论愿意与否”。 一些人声称反性别歧视法是对男性的报复，但波伏瓦认为，它的动机是为了改变男人之所以成为男人的文化环境，这样他们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就不会被合理化了。波伏瓦想通过禁止在广告、色情和文学中出现有辱人格的女性形象来达到这个目的。一项反性别歧视的法律将允许她们公开谴责每一起性别歧视案件。 波伏瓦认为，这还将帮助女性应对性别歧视，帮助她们站起来反对不公和虐待，而不是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认为男人就是这样的，或者这就是女人的命。
波伏瓦和女权主义者被指控为“不了解现实的知识分子”，但她们是医生、律师、工程师、母亲——难道这不是现实吗？在公众的强烈抗议背后，波伏瓦看到了两个动机：金钱和操纵。在资本主义晚期，有关金钱的争论再熟悉不过，无须重述。在波伏瓦看来，许多男人仍然“深信女人是被操纵的对象，而男人是操纵的主人” 。波伏瓦希望女性成为“看世界的眼睛”，希望她们能表达出自己对世界的观点，并得到倾听和尊重。

波伏瓦还从事女权主义活动并接受采访，她希望能出一个新的《第二性》英译本，“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从哲学维度还原那些帕什利先生认为毫无意义，但我认为有道理的部分” 。在与玛格丽特·西蒙斯的谈话中，波伏瓦澄清了自己在《盛年》里声称“自己不是哲学家”这一令人困惑的说法：
我不是哲学家，指的是我不是系统的创造者。我又是一个哲学家，我研究了很多哲学，我有一个哲学学位，我教授哲学，思考哲学，把哲学写进书里，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看世界的方法，我不允许他们消除这种观看世界的方式。
在波伏瓦之前的几个世纪，像帕斯卡和克尔凯郭尔这样的思想家也表示抵触像笛卡尔和黑格尔这样“系统的”哲学家，因为他们忘记了人类的一部分意义，即每个人都必须在不知道未来的情况下生活——追寻一种无法提前知道答案的意义。波伏瓦也信奉这样一种观点，因为生活无法提前预知，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眼中的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感到焦虑。 但是对于波伏瓦同时代的法国人来说，甚至帕斯卡和克尔凯郭尔也被认为是“次等哲学家”，这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是女性，而是因为他们笃信宗教。波伏瓦早期的哲学洞见以及她对避免陷入自我主义和献身主义两个极端的关注，都是在与许多思想家的对话中写成的，这些思想家在今天可能不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被称为“哲学家” 。

波伏瓦可能是自己过去的人质，但她也是社会偏见的受害者；波伏瓦的生活证明了束缚女性发展的“女性状况”的双重标准的存在，特别是对敢于说真话的女性的惩罚——当女性成为“看的眼睛”时，当她们批判男性的行为并实话实说时，她们就会受到惩罚。
就个人而言，在哲学和政治上，萨特都没有逃脱波伏瓦的批判。波伏瓦认为萨特的哲学有盲点，并出版了一些她的批判给世界看 。尽管如此，波伏瓦还是选择了爱萨特。
波伏瓦跟萨特一样，也葬在了蒙帕纳斯公墓。下葬时波伏瓦戴着红色头巾，穿着红色浴袍，戴着阿尔格伦送给她的戒指。波伏瓦受到世界各地团体的致敬，从蒙帕纳斯的社会党到美国、澳大利亚、希腊和西班牙的大学生。在她的葬礼上，人群高呼着伊丽莎白·巴丹泰的话：“女人，你们欠她一切！”
尽管这么说有些夸张，但波伏瓦是第一个承认有些女性觉得她的想法“令人沮丧” 的人。在波伏瓦去世后的几天里，波伏瓦的最后一篇序言——这篇序是为小说《米路》（Mihloud）而写——出版了。这本书讲述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引发了关于性和权力的问题。波伏瓦用自己的名声去推荐这本书，它讲述了一个很难被公开的故事：关于大屠杀、阿尔及利亚被虐待和强奸的女性、女权主义的斗争，或者一个天才女同性恋的异化。这些都是人性里许多人难以直视的方面。
去世时，波伏瓦已经成名40年了，一生经历了各种爱与恨，诋毁与崇拜。 成名以后，人们会拿波伏瓦早年与萨特的爱情故事来抨击她的道德操守，以及她的作品在哲学、个人和政治上的挑战——尤其是《第二性》。波伏瓦声称，如果男性想要变得有道德，他们需要承认他们的行为造成了世界上其他人的恶劣状况，并且他们在努力改善这种情况。波伏瓦还向女性发出了挑战——停止服从“做女人就得为了男人而存在”的谬论。作为一个人，当你被如此无情地从外部定义时，你是很难茁壮成长的。

从内心来看，波伏瓦将自己视为一种永不停止的蜕变。波伏瓦认为她生活中的单一瞬间无法显示出完整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因为“生命中没有那种与一切都和解的瞬间”。 所有的行动都有失败的可能，而有些失败只是在事后才显现出来。时间在流逝，梦想在变化，而自我总是遥不可及。“波伏瓦成为波伏瓦”过程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是极其多样化的。但如果说我们能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生活中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没有人孤独地成为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