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冲浪时突然看到“喜欢纯粹的人，但自己扭曲卑劣故而厌恶自己”这般的言论。粗看之下这句话让我心中产生了奇妙的波动。矫情些而言，那就是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感觉。我想起自己处于青春期纵览二次元时也曾欣赏过这样的话语，虽然不曾全然认可，但也是有认真思考过相关话题——即自我是什么样的。而我现在这番不由自主的奇妙感，无疑便是这些年来我完全未生发过自己是怎么样的人的思考之例证。
那么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有两个问题：为什么我如今不再做此番思虑？以及现在的自我又是何样之面貌？自然前者是能为后者侧露其一角的。细细想来，我应是变得比年少时自我得多了，我现在满心想着他人是怎么的形貌，如何的作动，他们的环境如何，有着什么样的生活与精神风貌，怎样的爱恨喜乐与稠纤情绪，那些人、那些团体有着多么跌宕起伏或粘腻琐碎的历史，他们的肢体是如何舞动飞扬着……这不是一种无我，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最大的自我，因为我不再注视自己，选择无条件地放任着自我的权力与意志铺洒向大地，抑或被阻碍击得粉碎而不得不蛰伏起来。我选择丢去自己的外貌，不再将其作为某种整合的客体以进行活动，更遑论对它有爱或恨的情感了。
那么我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没想多久也未得出什么笃定之论，但“我是一个普通人”的答案却一直于我胸间莫名其妙地跃跃：普通的才能，普通的力量，普通的心性，普通的情感与普通的身份。但仔细一想却又并非普通，因为没有什么人可以说是普通的，大家的一切历史都有着其分殊的因由，而此刻在不违背自然律的情况下又是无所而不能的。我还有大把的年纪可活——而即便我下一刻便会猝死，此刻我仍然是自由的（在此种死法下，弥留时我可能唯一会感到我后悔的是，我未投身到我所信仰的那个集体中并为之而牺牲，却就此草草了结一生）；我因为过往的历史而陷溺其中，因而有着各种各样的观念与心绪，但我仍会因为下一秒的指向死亡的自由而爱着这个世界。
我现在就成了这么样个人：我的自我是不重要、或者没那么重要的，而真正美妙而不能等待的是挣开这一切，在每一天中新生、断裂。至于和解，等到我老到什么都干不了的时候再说吧。

大雪漫卷，笼天络地。
直至初晨天光艰难地挣出山际，恣肆一夜的朔风才被屈退。云散霾销，四野阒寂，一派清朗。日晖渐烈，将妆点群峰的银装素裹激出淡淡华彩，于一片空落中徘徊掩映。
枝头新雪扑簌淖落，群禽惊起复回高穹。却见是两骑瘦马盘绕肠径，迤逦山间。倦蹄点点，点碎了这方已成的静滞。
两匹马上各有一名骑者，皆披着覆裹周身的白色大氅，不露形貌。只见得前骑那颇为高大的身躯伏于一匹淡青矮马上，兜帽耷拉在马颈侧随鬃毛上下起伏，似已不省人事。可其右手却以一个屈肘发力的姿势，攥拧着垂下的缰绳，紧到其虎口不断颤巍着。后骑则跨坐于高头大马，上身昂然不动，被氅袍牢牢地笼着，如一座被小心翼翼驮于鞍上的覆钵塔，圆润静默地直指高天。只有缰绳耷拉在骑手的靴侧，啪嗒啪嗒地复和着马蹄轻擦的踏雪声，显得有些邋遢。前后二骑首尾保持着正正三丈的距离，向着谷外攀去。
风忽倾于谷间，将前头那已有些不堪重负的低矮畜生扰得一阵踉跄。卧于其上的骑手却未见惊慌。只见其猛地沉腰足践辔头，抬首起身，右腕发劲一抽，弓身前倾，那本飒飒卸下肩头的积雪被生止住。融下的雪水顺着白缎皱起的纹理滑落，汇于褶中成了一个个小泊，随风如露华颤曳。后骑不声不响也已停驻，不多不少，三丈。少顷风息，前头那绷紧的背影才终松懈，随后又迟倦地挺拔起来，只头埋得低低的。背影侧头偏向后方，传出一声喑哑低沉的愧叹：“惭愧，是在下失职了。”语声在空谷中独自荡漾回响，终还是长久地沉寂了下去。
马继续垂头行着路，负着闯入者们渐渐行进雪国异境的画中。风过却仿佛并未留痕。但悄然间，红梅已不惹人察觉地无风零落，遭蹄跺碾入雪水之中，洇出朵朵暗红，在一片白茫茫上显得无比醒目。两丈、一丈、六尺……后骑依然那般岿然不动，但不知何时已与前骑并肩而行。高马小人、矮马大汉，此番一对比，望之颇有些滑稽。朔风复起，吹开了小人原本笼得严丝合缝的袍角，一只纤瘦的手由隙间探出，并掌戟指，击在了那高大汉子的脊背上。
汉子咳嗽一声，呕出一口黑血，随手用袍角拭去：“多谢公子。在下之伤已无大碍，只是方才为马所惊牵动了伤势……过得此弯，出了谷便是流云筑了，还请公子莫要焦心……”汉子话音未落，忍不住又是一串咳嗽，头垂得要埋进胸口里去。那被称作公子的小人仍旧无言不动，只有其披身大氅呼哧乱舞着。冷流于此际再不容情，将这一方素锦画卷尽数吹皱绺乱。群山都活了过来。
惰日方居于天顶，二骑已出得谷中，但见一道瀑帘亘贯崖间，欲坠而不发，却是已被一夜大雪冻住。

楚徽君闻听此言仍旧面无表情，双唇微抿着，未动声色。然而一簇青筋却在她光洁细嫩的额角炸开，竟显得颇为诡异。
李浑瞧见，料知这冰心寡欲的仙子师娘已然动嗔，不复其无暇心境，心下窃喜，续说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众人闻听亦皆色变，难持无言，一个个窃声交谈起来。
楚徽君却只是垂首静立，眼眸微阖，眸中幽光难测。几不可觉地，她动了：只见她缓缓沉手，动止于丝缕方寸间，微不可察。众人见其似无甚应动，疑虑愈深。良久，人声将沸，而她终于抚到了腰间濯蛟剑柄上。也不见她手上有什么动作，一声吟啸却于平地上轰然炸起，其声凄怖伤恸，如禽兽将死而鸣，令人闻之足以肝胆俱裂。鸣声先出，随后便是一条苍龙矫夭过境，将地上空中的雪粒卷起作一道白旋冲天而去，去势凶暴踉跄，其沛然力道似是连自身亦难以驭衡。眨眼间那怒龙便闯过十数步距离，扑杀至李浑依旧悠然得意的面门，就这么狠狠地翻倒下去。银光乍泄，朱浆迸涌，断刃碎骨浮游于空，生出万道寒芒，于其间掩映折耀，然还未一瞬，便已溅满点点赤红，倏地零落地下，为不知何时出现的一裳白袍绽开朵朵梅花。方此事定之时，惊天巨响才于谷中传扬开来，震住了诸人的议论纷纷。
雪尘散去，楚徽君已凝立于李浑之后，身形极稳。她手中断剑垂下，犹自鸣振不休，其上血迹蜿蜒舞动，抖落雪中，如龙垂死。剑鸣止息，身后那头颅绽裂的尸身不复僵立，颓倒积雪之下。霎时间，谷中只余山口泄下的风声与飞鸟惊起的鸣啼。众人好一阵才从茫然失措中醒出，望向那已脱出雪色的血影。楚徽君环视诸人一遭，不紧不慢地吐开唇舌，任着鬓边发丝随风飘拂嘴边，道：“腌臜秽物，安敢与我共立青天之下。”话音虽柔曼，然一字一句皆如金石掷地，凭风吹刮不销。
“楚贱人使得好快的剑！但为何那剑势会如此凶狂无措，竟至决刃？”范虹月目光已凛，心中惊疑难定。她扫过楚徽君断剑的豁口，隐觉不对，回神再端视其上蹊跷，登时恍然明悟，瞋目结舌，心道：“是了，定是此剑有古怪！她佩的可是那柄剑？” 她虽已窥破楚徽君这一剑的因由奥妙，然却未能荡平自身心绪，反而胆气尽丧，又是想起前番楚徽君面大不韪却毫无踟蹰一剑杀人的狠辣无情，心中更生退意。“可，他为何选得是这样一口剑……”她心思一转，一念如惊雷殛过：“原来……原来如此！那死鬼，偏生如此爱护于这个贱人！”范虹月不禁咬住下唇，强忍眸中酸楚，心下又是惊惧，又是悲嫉，诸情万念汇作了一团乱麻，将她缠在原地，进退不得。

此时的缪青颜依然囿于这几日动荡所致的心潮澎湃，久久难以自拔。他还未能理解这场屈辱的逃亡究竟在史册上被天地力运赋予了怎样的憎恶与咒诅：不祥的白色骑兵啸聚着塞外朔风一同闯入关内，如渡鸦般把最后一封噩兆送进行将崩溃的帝国。他们沿迹的厮杀在九州陆地上剖开了道道创痕，誓要将更多的尸油烹烈火自其间而泌而沸，席卷天地。兄弟将阋于墙，父子将执争端，妇孺将丧伦纲，君臣将互飧喰……人与人的窍孔间汩出的污泥秽血，轮转地淹过下一个婴童的双目。

而他便如此巧合地沦为了这时代的阴影，这已悍然流转的命运的阶下囚。那么命运，对这又一次带来山河不幸之人所将施予的惩罚，即是要牢笼其一生的仇云孽海。

于是我就再次用舌头试图把她的决口堵住，可她的肌肤却似乎被内里翻滚上来的稠液浸泡得失去弹性，化作了一张纸，舌尖越抿剖开的缝隙就被扯得越大，使得皮纸两侧被推开皱起一层层的褶子，而下边向着脖颈的方位更是开出了道裂痕。但奇怪的是，尝到洞里漂浮稀汤下沉淀的浓汁后，我心中一切的惊慌与迷惑转瞬无影无踪了，只余下一些如思考她的头颅里现在是不是被脑浆给填满了之类漫不经心的念头与沉沉情意，嘴里还在不停搅拌啜吸着从她的黑暗中流淌下的浆汁，舌齿并用地爱抚她的结缔、皮质与髓质，那一声声被挑动的弦意共振同鸣，化作了我对她的轻唤：林娅，林娅……
林娅。我不停地呼唤着这个名字。像是一场送行，我感受到她在闻听后，身躯内的力量在一点点丧失遁去，皮肤上徒留一片冰冷粘腻。像是一条逐渐死去的蛇。
黑夜的帘纱似乎扬拂到了我的身上，搔得背上泛起一阵痒意。直到这份痒意愈发尖锐，逐渐自浮钝的酸痛渡向钻心的疼时，我终才醒觉这无风自动的异常。屈手折向后背，刚一晃动，带起的胸腹扭转让我感到肚皮几欲爆开的涨意。
“早知道不该喝这么多的。”我随口抱怨了几句，又吃力地向背后疼痒处摸索去。掌边擦过背上鼓起的疹包，微微一触，“啊嗷——！”
连绵的恶意迅捷地自皮肤泛起搅动，让我以为自己后背的皮肤已经被人给撕了下来。满背痈疮所带来的遍及周身的疼痛令我不得不蜷起四肢，怒火与恨意自百骸泵上喉管、涌进牙关，就连眉梢之上也被倏地绞紧抽空皱作一团。仇视了会身下白花花的肚皮，我终还是恶狠狠地磕叩在上面。痤背的警告让我打消了打滚的念头，只得不顾鼻头酸涩难忍，继续埋在肉团中，任凭肌肉恣意痉挛发热着，将隆隆声响直接打进耳蜗内，也不顾落在我背上的淅沥了。
轰鸣裂响将大脑滚荡开一道空白，唯有仅存的一丝心神拼力死撑着，撑到那巨响终愿被埋入耳下，只作闷钝的雷鸣。于是一切似乎都远去了，“灵台清明”，我开始痴迷地念诵着这个词。原本压抑住周身的黑暗此时反而令我飘飘然起来，后脑勺触着天花板顶歪了脖颈，一览无余地俯瞰起整个室内：女人躺在漆黑中，受殉般敞开怀抱。现实世界的彼岸再经过一次颠倒后，依然是现实世界。心念至此，我不再犹豫，并指作刀沿着她下颌直切至小腹处，“撕拉”一声，她的皮像失去枝条支撑的纸扎，飘零一阵后耷拉下来。而内里原来是子宫的地方此时凝着一道黢黑的涡轮，黑到看不出平滑还是粗糙。我略略扫过一眼，便急着低头伸入，钻进她的身体里以完全抚平我的伤痛。倒映夜色的沼水浸过我的面庞，呛入鼻腔，流过喉管，潺潺沿下冲刷着躁动的肌肉。一切的电闪雷鸣和惊涛骇浪都被留在了水上的那个世界，而水下只有暗流慵懒旋曳，悠然荡漾间就化掉了我舌头里的一段骨头——那是节用来发出元音的骨头。于是我彻底失掉了自己说话的能力，只是将水体拥入怀中，搅拌得粘稠凝滞，以封闭我蜷缩的身体。
就在我即将睡去时，抽泣声传来了。
我拨开她掩着面庞的手，掌心间的手汗和泪水混为一处，湿哒哒地让肉与肉相互间搓牢夹紧了起来，仿佛是她的肉体把我原本飘飞恍惚的灵魂捕回了躯壳内，重新接管了脑袋上的两只眼睛。她的眼圈不知何时已哭得涨红，眯起的眼缝间柔溢出水一样的神色，委屈地瞪着我。

雨在随后的一周内，虽然渐渐断断，但仍然坚持下着。如果它是上帝的小便的话，看得出来，他还在坚持。好吧，凑近点，用用力，挺挺腰，老兄，最后一点也不能洒了。
在那些最后的雨夜里，我很小资的躺在床上看书，还把舒伯特的CD放起来。在窗外，淅淅沥沥的春雨包裹着沉默的小城。深夜时分，当四周似乎都已经睡去，只偶尔有几盏微弱的灯光，在作绝望前最后的挣扎。突然轻轻地传来小夜曲的声音，忧伤的天鹅之歌把忧伤的引诱，穿过我、穿过春雨，穿过这个城市，穿过无边无际的小丘陵和黑暗的天空，让一切都进入关于爱与恨、人生、悲伤和眼泪的无休无止的感伤之中。仿佛看见，在黑色河流中，一只垂死的天鹅，正顺着缓缓的流水，无助地流向死亡的地狱。那才是真正的地狱，当然不是那个混帐C的修罗之路。再看看窗外湿淋淋的黑夜，真担心那高贵的死亡即将降临人间。
正如江淹说的：“目眩神迷，心折骨惊。”这证明江淹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开始小资了，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伤神的小夜曲。
我开始读《玩笑》。关于米兰昆德拉，我看过他不少大作，包括大名鼎鼎的《生命中不能承载之轻》，但感觉还是更喜欢《玩笑》。这以后只要提起《玩笑》，那些晚上的气息就会涌上我的鼻端。春雨、舒伯特、小资和年少轻狂，这些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就会跳出来，这是任何批评家或者畅销书商都无法强加给我的。舒伯特在雨夜里拉起了小提琴，折翼的天鹅缓慢的倒在黑色的河中。然后米兰昆德拉笔下的主角登场，他已经学会了随随便便了。他的回忆从年轻时开的一个政治玩笑开始，为此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苦役营里面干重体力活，差点给整死。直到若干年后才重获自由，他总想报复什么，直到后来遇到跟他发生婚外恋的胖女人，一个几十年来完整紧跟时代走的新闻工作者，一个婚姻和事业都从荒诞中来到荒诞中去的年老色衰的女人。他才领悟到，自己固然因为玩笑而废顿一生，但其他人何尝不是在更大的玩笑下虚度着自己呢？一切豪言壮语、冲霄干劲，不是正出于一场集体的大玩笑之中吗？
这样的玩笑究竟因何而产生，昆德拉没有说，记得他有句名言：“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我过去一直想，要是真这样，上帝早笑死掉了。不过上帝能活到现在，正说明我们思考的还是不够。早在跟L作深夜长谈的时候，我就透露过想写点东西的想法（我并没有告诉他我正从事的大部头《沉思录》）。现在，这种写作的冲动又再次跳了出来。它蠢蠢欲动地勃发我的幻想，并使我最终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我老是手痒，总想写点什么东西出来。写吧，开始吧，我总是这样折磨自己。甚至远在北边两百公里之外在发生着什么，我也懒得去管了。我每天十一点起床，吃了早饭（不管几点，我妈都非逼着我吃早点），接着吃中午饭，一般都是大鱼大肉。吃完了就在窗户边放个椅子，靠在上面看书和发呆，或者写一两节《沉思录》什么的。然后心情开始激动了，我又提醒自己，写吧！可是写什么呢？看看天色要黑了，开始喝一点开胃的啤酒，预备晚餐多喝一瓶。如果赶上天气冷，就改成白酒，至少二两。 晚上改在床上看书，这样更小资了。尽管我没有写出什么来，但我有足够的时间发呆和小资，这让一周时间很快过去了，到了该回去的时候了。
说也奇怪，回去那天，正赶上雨季过去，太阳终于露脸了。回去发现，城里杨花飞舞、柳林如浪，暖融融的阳光照得人身上软酥酥的。那凄冷雨季的发霉记忆似乎也要被渐渐晒干了。外面春意正浓，人的情绪也好了很多，是该好好放松一下了。春衫少年，跃马长安市，醉卧咸阳桥。对于主要靠无聊组成的人生来说，有时候行乐比苦思更加重要。

2  自我意识与理性：故事的历史与元小说的萌芽
2.1  自我意识：小说叙事的发生史
小说源于故事，故事源于叙述。那么，是什么构成了一段叙述？如果我们对“叙述”这一概念进行更为本原的反思和考察，就会发现叙述关系可以被解析为一种权力关系：因为叙述本身就是一个将实体和活动进行客体化乃至工具化的进程。通过这个进程，原本对象客体的所有行为活动，事件的因果流程乃至对于这些整体进行反映的意识结构，都将经过一次主体间接的过滤——更甚不如说已然在形式上成为了主体意识的延申。
那么作为自在且自为的自我意识——这个叙述者，它通过叙述看到了事物的真理与本然面貌此时并不是在它之外的、与它全然不同的东西，相反这些是必须要通过它才能被道出显明的。于是它在此就发现了自己获得了自我书写，即运用着自己的语言进行叙事的力量。[14]意识将察觉到在这整个的过程中，自己不仅是单纯地对对象进行接纳和受动，当他将这一切外来的受动表征、述说出来时，反思的运动就会告诉他，这是他自己在将对象进行述说，是作为自己的那个自我参与了关于对象意识的意识形态的构造。意识不断述说着对象的真理的历程或环节，而又把这一不断延申破碎的、于不变之中变化的整个知识视作对象自身的真理。那么现在，在主客的、外观与内核的幕布被拉开后，意识自为地意识到了自己为着另一个自我意识而存在着，自己与那个对象内在同一性时，一段“叙述”的关系，就被生产了出来。
2.1.1  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与主奴辩证法：从话语转向故事
在这里我们先假设一个“前小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的意识先是不分主客与指称地存在着，他们只作为纯粹的意识。我们可以尽情地想象这个叙事条件的基础、作为逻辑上而被反思的潜能阶次，但在实际可考的自然历史上显然并不存在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语言和叙述被意识轻易地吐露而出但转瞬随风而逝，就像一个脚手架般在个别的行动中、在日常的交流里被使用后轻易地抛弃。人们还未试图凭借此去建立出一种社会关系间的稳定权力结构。那么自我意识在这里所面对只是另一个自我意识，它也只能去述说和描绘此时仍然是与自己地位等同的另一个自我意识。但接下来，它吐露出的语言就将自身的确定性在对方那里提升为了一个真理，双方通过语言所展现出的权力，相互迫使着自在地运动着的对方必须要在自己的话语中成为一个客体和为他存在：自我意识通过叙述，试图让对立的意识和事物“承认”自己的自由——这种自由足可以建构现实与历史。而这就是自我意识之间的“生死斗争”。双方都为了把自己的语言刻在石头上，鞭挞在对方的意志上，为了竞逐出叙述中的言说者和被述者、“作者”与“角色”以让对方最终只能被言说，只能遵照主人的语言，双方都为了此而相互斗争着。
如上所述，在这场斗争中，自我意识所追寻的是对方对自身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与自由的承认，那么在生死斗争之中能达成这种目的、进入下一阶段意识形态的状况，则必须是双方在斗争中都得以幸存的状况：一方是以自为存在为本质的独立意识，其名为叙述者；另一方是以生命或为他存在为本质的非独立意识，其名为被叙者。被叙述者在小说中体现为最单纯的“角色”概念，它被 “主人”——现实的作者意识所征服，从而成为作者的为他存在。此时的故事只是以一种最质朴的形式，即叙述，而被述说着，在其中角色的作用仅仅体现在发挥一种工具性的功能，诸如人称等，而支撑着故事基础形态的完整。那么由于此时故事之所以被作者生产出来的目的是一元的，故而角色与故事的关系则是工具化的。这一关系的工具化体现在对于此时之叙述、故事之观念的考察中。我们看到，一段叙述可以是对事实的复述和确证，可以只是一个行为动作本身，也可以发挥一个目的导向的工具效力，诸如暗示、警句、寓言、神话等等。这些叙述通常是起到巩固起某段权力关系的作用，甚至本身就是权力关系的实施。而叙述作为纯粹理性的活动和指向的范畴、或纯粹美学的对象的时段，那个“故事仅作为故事而存在”的时段，显然是处在如上所描述的权力关系与等级制阶段之后的。现在，角色作为自我意识的外化，只负责一种工具性的、成为整个故事的一道设定、一种属性的作用，而非作为一个实体、一个在场的存在而活动着。也正是由于角色意识作为自我意识的延申、作为“奴隶”，他感受到了作者意识对于他的命运的生杀予夺的权柄和来自于作者的“死亡”的绝对否定性，角色感受到自己在故事之中、在作者意识的本质中是无关本质。作为主人的作者，将随时可能死亡的恐惧悬在角色的头顶，他可以任意地将绝对主宰的死亡施加于角色身上，以沛莫能御的权柄对叙述文本中的所有稳固的东西进行颠覆和改造。于是在叙述当中，奴隶不再是任何一个可以自存的特殊事物，他不再有力量能将自己的话语和形貌镌刻在石头上保留下来；他只被容许保留那些随时可替换的东西，这些东西随着主人如风旋舞的心意飘忽不定。
现在角色就要作为作者的一种工具，去对一片混沌的物与符号世界进行扬弃和劳动。但他毕竟是一种自我意识，他对于死亡的恐惧将使其自我性凸显出来。我们将看到，角色的自我性在面对物的劳动中将拥有双重的特征：一方面他与其作者一样，以否定的方式来扬弃物；但另一方面，否定之所以表现为扬弃的形式，正是因为文本世界的物，作为作者意识的延申，与角色的本质是相互外在而独立的。于是现在角色意识代替了创作者，拥有了劳动的、接触文本世界的在场性与现实性的自由，也就是说，现在文本世界作为“物”，对于作者意识而言是自为的，但对于角色意识却又是自在的。在这个特征下，故事外的“故事”，“非日常外的日常”在意识的边缘“是”但尚未“作为”了。而这就是说，作者意识已经察觉到了故事外的“故事”，“非日常外的日常”，他的心中有了叙述之外的物与世界之存在的预设，虽然它们可能无关于自己叙述的本质。而角色的劳动职责就在于对这些过往游离于视野之外的物打交道。而对物的塑造和雕刻反过来将奴隶的否定性作为一种个别性，在对物的影响上保存下来而持久不变。死亡的恐惧与劳动对身处于这一阶段中的角色缺一不可：劳动使得仆从意识转化为一个未被命令所约束的自主的意志；而若欠缺那种对于死亡的绝对畏惧，则意识在这里将只会满足于自己只是文本的一个“手段”、一种“技艺”的身份，并因此沾沾自喜。于是这个死亡的绝对否定性，就成为了奴隶本身和其所赋予的文本世界之中、文本叙述之外的事物的具体规定性。总的来说就是，角色身据的自我意识的剩余性发掘出了文本与叙述的物的剩余性，而这个未被规定的物的剩余性又为了固定角色的自我意识性，而将自身的规定性活动作为剩余的空间预留给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奴隶的角色意识就照见了自身在劳动中所蕴含的对文本世界的绝对否定性的可能性，即普遍的自由的可能性。角色开始逐渐摆脱了一种被禁锢的无尊严处境，作为一个自我意识而“是”，“故事外的故事”也开始有意识地被察觉了。

2.1.2  自我意识的自由：早产的元小说与其夭折
“那接受了陶铸所施加的形式的物，除了是意识（自身）之外不可能是别的实体。”[13]127在《精神现象学》文本中，处于斯多葛意识形态阶段的自我意识在无生命的物之中，认识到了可理解的“实体”——形式。他在对象可理解的结构中看到了他自己的概念与范畴。对于自我意识而言，对象的本质与真理在于对对象和其表象的思维统握，也即在一切个别和具体事物之中的，那些由于合乎理性与逻各斯，从而可以被思维的事物的概念。换言之，自我意识只是在物中看到了物的形式，而那个形式就是物的可理解性，就是思维自身。
与此类似的，自我意识在此拥有了思维的自由，因为他看到了作者意识与角色意识不仅在特定场景与特定张力下——即在故事和叙述之中，而且在整个的文本世界之中，双方是具有同构性的。作者意识在对象中发现了与自我自己的联系。于是角色会被作者设定地“仿若活过来一般”，也就仿若叙事上层的作者一般，成为了在文本世界中承载着作者思想、意愿和实践目的的人偶，成为了意识思维着的本质。也就是在这种全新的角色塑造方法论中，角色背景性历史和自我意识的认识论同一性首度被自我意识所觉察，但因为这种同一始终是一种否定性的同一，作者意识所在意与关注的始终是符合这一阶段创作论的、符合作者想象与创作形式的角色的形式。角色的背景性历史被设定为在场的，而这也仅仅是为了叙述的“真实性”，也就是与作者意识达成形式上的同构而在场着。在这种形式上的所谓“同一”下，角色必然也只具有抽象的人的属性和魅力。那么在小说的这一“斯多葛意识形态”看来，故事情节中向左边飞翔的鹰和花盆从窗台上掉落砸伤行人的脑袋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它们都是由于被作者意识叙述而出，从而与角色意识、与故事是相关的。但它们的作用也仅在于此了：整个故事只是因为书写的主体而存在，只是书写主体的反映。那么在这种散漫和自我中心的叙述方式下，一切的桥段情节和细节都可以被叙述而在场，或是被遗忘而隐于幕后。毕竟文本的本质和存在因由只在于作者意识的叙述，故事的意图也只在于作者的意图，而作者的意图则是叙述，也同样就是故事的意图。那么在这个循环之间只有形式与形式的相吻合，在其中没有任何规定和差别存在，其思维的具体内容完全是空无一物的。接下来若这种散漫进一步加剧，就会使故事文本成为毫无节制的纯粹细节堆叠，抑或成为作者记录的日记。在日记中没有什么是特别值得记录的，只是因为今天是属于自我意识这个最高原则下的一天，那么任何内容的叙述都是可被容纳在文本内的，任何表达都是自由的。
如上所述，这种同一是一种否定的同一，因为当作者性的自我意识站在自身的角度对文本和角色进行发散的认识论诠释时，自我意识自身的运动反而就已经完全回撤至其自身了——故事、文本的真谛只有在作者自身之中才能够寻至，思想必须积极地对一切“外部性”、一切笔锋所关切的范畴之外的要素加以节制和封闭。这些东西都是作者现在无法进行设想，但同时却被作者刚愎自用地设定为无关于其写作与思想的本质，乃至对其进行彻底的否定，将其认定不存在、不在场的。这个自我意识认为非如此不能强力地贯彻其作者意志。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无比膨大的意志中看到，现在的意识形态在复杂的分化中转变为了一种对外在事物、差别的彻底否定性：角色或事物与作者的叙述和意志间若存在着差别，那么差别作为一种关系就意味着这些对象即是借助于他者而存在，从而获得自身的本质性的。这个外在的他者在这里即是现在的自我意识所面对的对象。这个自我意识现在只有通过排斥那个未被自我规定的、不在自身之内的他者，才能确立起恒常的自我确定性而保持着“不动心”。而按黑格尔所言，这种“不动心”并非充分发展的事物或一种孤立绝对的事物，而是“绝对的辩证悸动”。这意味着在这个作者意识拒斥他者的演进过程中就会存在一个矛盾：自我意识需通过对角色意志的否定来获得自身表达的稳固和安宁，但自我意识此时在这彻底的“怀疑主义”审视下会发现自身同样是无比可疑的。因为当一切差异随着怀疑而被取消之后，作者的自我表达则反而成了那个唯一的失去了一切条理和规定的东西。在这个自我意识里面，一切东西都混为一谈，原本坚固的确定性此时反而颠倒成为一个紊乱偶然的东西。这反映在文本的创作中就意味着，作者性的强力意志对文本的否定要么使得小说文本其形式随着角色不断地被弱化、压制，最终使得角色这一小说的基本要素完全崩坏消失，从而让小说形式本身逐渐瓦解；要么让角色意识肆意流淌出他偶然性的本性，让这个偶然性与作者意识的必然性之间的差别信马由缰，最终使得小说的文本结构完全失控。这种主导权和否定性的侵夺使得两条小说的发展进路在其内在是深深自在地相互否定着的、自我分裂着的。在作者与小说角色的紧张对立中，一道由于双方不对等的权力所带来的鸿沟横亘在它们之间。在这个鸿沟的两边，作者还并不知道那个角色意识与相关的故事文本其实隐含地就是他自己。于是他就只能在这两端不断地循环往复，走至一条路径的尽头后再次生产出了其对立面，掉到了这条路径的相反面，而再一次发展到尽头后又会回到原点。
而作者为了克服这一矛盾，首先就是要自为地看到自己正深处于这个内在分裂的自相矛盾中。那么接下来，作者性的自我意识为了克服这一困境，在逻辑上就必然地会走向一种早产的元小说。因为如上所述的矛盾并非现在这个怀疑主义的自我意识可以克服的；抑或说怀疑主义的发展会自行迎来自己的扬弃。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继续观察小说的总体意识形态会做出怎样的变化。作者意识借助他对于角色和文本所构筑的一切非我虚拟性的怀疑，现在意识到了：个别性与持久不变者总是相互伴随着存在的。故事书写的真正普遍的自由只存在于文本的世界之外，也就是作为普遍者的现实世界和现实的文本书写过程。而作者此时将不得不展露出小说的虚构性结构，以将作为个体性和特殊性的故事文本与代表普遍性和确定性的作者意识的书写实践进行嫁接结合，从而对小说文本创制过程和方法中的缺陷进行弥补。但这种结合方式是有不同阶次和程度的。
首先是持久不变者通过形态分化巩固了彼岸世界的存在。面对上述的作者与小说文本对立矛盾的问题，作者意识将这种矛盾向外转移，使自己来承受这个矛盾：一方面自我意识承载起了文本世界此岸的叙事基础，一切小说剧情发展和角色塑造中的割裂、张力的原因都被尽数归因于作者；而另一方面这种割裂和张力的“罪孽”在作者所身处的真正现实之中，即小说虚构世界永远也无法触及的“彼岸”的现实世界之中消弭了。为什么角色可以显得不真实，可以做出不符合其文本世界的社会环境、现实境况与角色自身内心深刻复杂的斗争结果的行为？其原因只在于一种无能性，一种作者意识无法依照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开展构想与书写实践的无能性。这种无能性现在转化为糟糕的持久不变性和无限性将小说文本和角色塑造本身的一切缺点都被吸收了。在作者意识与角色意识的这种结合活动中，角色意识处在一种“暖洋洋的默祷”和“音乐式的思维”中，它仅仅对彼岸世界做出无限渴慕的接近尝试以试图完成自身的人物塑造。所以它只得去追求一种个体性生命的“坟墓”以作为彼岸世界在现实事物中的显化，这个“坟墓”就是一种认证，认证了角色确实是作者创作出来的，是作者思维的现实化。但显而易见的这种认证不过是一种牵强地认证，它自在地表现了文本世界的捉襟见肘之处与作者意识的无能性。
而当意识体验到这个认证卑劣不堪的经验之后，角色意识将放弃在一个具体现实的内容中，以直接感性确定性的粗暴方式追寻消失的持久不变的个别性，转而通过在世的欲望、劳动和享受来感触持久不变者所给予的自在的现实性和独立性。这时角色意识就发生了自在与自为的双重分裂。自为地看来，角色需要通过克服和改造现实性来凸显其本质，即在文本中书写自身的历史和完成自身的精神与意志表达；而自在地看来，角色意识的各种技能和能力本身就是作者意识所提供的外来的恩赐，是作者在促使着角色进行行动和表达。那么这个双重分裂的结构将在最终呈现为一种近似于信仰和感恩的形式：我们现实中切身的所有苦难、伤痕和不公如此地深切，自在地将一切现世的期许和对规则的渴望统统否定，于是人民只能将对这些苦难的符号化寄托于“来世”和“神”的彼岸，即司掌上层叙事的大他者。并且我们发现该意识形态类同于那种历史上事实发生过的信仰形式一般地，亦是发生了近似于斯宾诺莎对终极实体之异化的推理那般的二重异化：上帝在斯宾诺莎那里成为了不可能不存在的、盲目的客体存在者。作者意识则同样在此因为对有限性和个体性的否定而异化为那种糟糕的无限的载体。而在这种创作论的图景下，现实世界更被想象为一种极为低劣的机械论结构：作者意识在这里只追求于叙述的合理性乃至到一个不择手段的地步，他甚至可以将自己创作能力的缺失作为一种审美对象，而产出这个缺乏能力的作者的现实世界，只能被意识用机械论的视角来观察。其余的诸如理想、自由、价值、美学等诸多概念现在都要建制在绝对必然的因果性之上的，都要被整合进机械论体系之中。于是角色和文本就会发展为一种“感恩”式的露恶：角色这一端之所以能扬弃现实，只在于现实世界的彼岸这一端自己排斥自己，并将这被排斥的部分提供给此岸。而在作者这种有意伪装为自我牺牲的露恶癖中，为了回报这一所谓“牺牲”，角色意识与故事文本还被要求做出感恩，角色意识与故事文本需要献祭所有的美学价值和自身实存的严肃性，来使得自身的自觉自主性得到压抑，并最终转而去感恩、承认持久不变者和彼岸世界。角色意识会对自身的实在性本质上直接地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而自怨自艾，从而去依靠那个作为大他者的作者意识；但角色意识这一试图否定自身个体性的尝试，最终反而使得个体性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于是因果性所昭彰的写作能力与故事情节的贫乏，现在就成为了这种低俗无聊的元小说的终极审美核心：作者越是把贫乏彻底地暴露出来，把小说文本的现实性和严肃性越大程度地破坏，小说审美意象被解构得越发低俗，这篇小说的表达就将越发的“成功”和彻底。那么在最终，这整个意识形态与其在这个意识形态下生产出来的故事文本也将发生二重化：原先是为了修补“怀疑主义”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矛盾，从而催生出的逼不得已的手段——那个早产的元小说形式，现在演化为一种对作者的写作能力低下、无法驾驭小说发展的状况的弥补；而这粗劣的弥补本身又颠倒为对这一状况的露恶。所以说这一意识形态下所对应的元小说形式是一种早产的元小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关本质的意识与作者意识的通过真正的合而为一，从而超脱出这一尴尬的意识形态境地的行动，现在被放置到一个刻不容缓的章程上。这种混同两个叙述层的做法理当得到终止，一道现实主义的幕布应被呼唤而来下降遮掩于双端之间了。
现在通过这个中项，通过这个被双端呼来喝去使唤的第三方，角色意识可以安然地舍去自己的现实性了。于是它重新回返于其自身的真理中，将自我意识重新改造为一个他者、一个客观的存在。接下来，角色与故事的归于角色与故事，作者的归于作者。在新设立的现实主义教条的劝告下，作者意识不再把角色的行动看作是自己的行动，他将隐含地把角色意识当作一个普遍的意志，把角色意识这一个别意识的存在和行动看作一种自在的存在和行动。意识确信个别体就是全部的实在性，如同他自己一样，并直接地说出上述确定性：“我是我”。此时我们就进入了理性的意识形态，在这里最广义上的现实主义的文学风格将进入其高峰。

2.2  理性：小说的现实主义阶段
如上这种哀怨意识的分裂会迎来一个综合，宣告着旧有意识形态的瓦解。任何一个聪明的作者意识在此都会观察到，角色意识通过抛弃自己的个体性和偶然性以求向外在的异质普遍性敞开自身；那么相对地，角色的意识内在地就有能力将外在的普遍者容纳进其自身之中。就此而言，它自己偶然的、个体的意志自在地就是一个意愿着普遍者的自由意志。此时作者意识将不再执着于自身所处的现实世界的本位，而是退居为一个对于可能世界的忠实描述者，他肯定文本世界实存本身隐含地就是符合理性的，并隐含地尊重角色意识与自己等同的地位。这种新的形态在小说形式上就体现为一种广义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表层特质就是作者叙述中对自然以及社会现实事物的有意识摹写。
毫无疑问，此种意识形态的生发需要作者足够高明的写作技巧和写作意识作为基础。所以在最初，角色与作者之间的同一性宣言在意识自身看来不过是一个大言炎炎、不可理喻的空谈。因为意识若是要说出“我是我”，则首先必须了解“我”是什么，必须在同一律的形式中添加一个内容和设定，否则就只是在把非我物的皮囊血脉肢解后枯等着另一个自己迎面跳将出来，进行着一个同义反复的活动。但这种轻浮的事情显而易见的是不存在的。所以作者首先要学会观察自己，而观察自己同样是在观察着角色，唯有此他才可把角色视作与自己等同，并在此之上来思考角色意识中自在地作为“物”的属性以及自为地作为“概念”的各环节，故而最后将一个他所认为的现实主义的故事初步书写出来。

2.2.1  观察的理性：小说角色如何被塑造？
作者的理性开始对角色意识开始了观察，他必须要先学会塑造一个角色。而对于一个角色，一个“人物”，我们首先观察到的是他作为人的诸种行为和活动，这些表征是一个角色的外观。但这种对于外观的叙述只是一种无规定个别化、因而不断流变的叙述，在这种叙述中人物根本无法凝聚而成为一个差异化的角色。于是理性的作者意识开始了他关于区分特征的认识活动。他所要寻求的特征，不能是随着时空间的转化和环境的改变而轻易地变更的；但是一个持存的人物又是无时无刻不再进行运动和改变的。那么作者意识便只能试图从角色变化中提取出某些不变的东西，那不变者就是外观改变的规律——“人物设定”。人物设定是角色行动的一种基本抽象规律，它先天地对角色的行为与表现范围划定了界限，并为角色形象后天的展开起到总领与奠基的作用。可以说，人物设定是一个角色的基础内核与原点。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者发现人物设定所表达的只是角色倾向于做什么、他在遭遇某种情境下可能会做什么、他的外貌又是如何……这些被表达出来的东西并不能概括一个作为“人”的角色的全部，这些设定唯一表现出来了的是角色同其外观的漠不相关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发现就人设作为角色的内核而言，它其实还不够“内核”。人物设定作为“表象之表象”只是被作者意识主观地结构起来，外在地赐予了作为人物的角色。那么人物设定顶就顶多表达了小说中的物对于人物有种说不清道不明、不具因果性的巨大影响，而更加具体的相关联系，它是说不清的。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以人物设定（属性）为核心所进行的人物塑造历程中，设定与设定之间只是保持着一种漠不相关的持存，它们之间不会发生关系，不会相互否定和过渡。那么这就使得人物将长期被其属性所困囿，陷入不断对其扁平人物形象再演绎的永恒循环之中。于是角色在故事剧情中就无法得到成长和蜕变，并最终反过来将剧情拖垮至泥淖难前的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仅止步于人物设定的创作方法就自然而然地会被角色的人物概念自身给抛弃，角色必须要去寻觅出一种新的必然性与普遍性。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来考察此时被作者所观察的角色与以往有什么不同。此时的角色相较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在缓缓拉下的现实主义“铁幕”遮蔽而成的全新结构中，角色成为了一个自为的概念，角色意识进入到了一种既作为目的、又是物的叠加状态。它的所有行为首度拥有了自为的目的，指向自己自身的目的，这个目的即是维持自身作为一个“人物”的存在。而这也就是说，理性在对角色意识进行观察的过程中，始终先验采用着的“外观-内核”的双端对立的意识形态必须得以破产，我们必须对角色报以这样的想象力解构，他应该是由一系列的特殊要素之间相互关联、规定，并最终在总和和体系上所形成的一个共同体。只有这样，在这种新的角色意识的存在态势之中，才能发现出我们一直在角色上所殷求的必然性的真相：角色意识所有的行动和外观变化必然地指向了对于自身人物形象的实现的目的，角色所被描写的一举一动开始有着连贯的因果关系环节，而这些因果关系皆由自为的自身接续起来，构成了传统文学理论中属于角色塑造的“人物弧光”。在此种具有弧光历程的角色概念之下，自在的因果和自为的理性都被角色意识携于一身，共同构成了属于该概念的自由。
但这种自由终归只是一种虚假的自由，因为角色意识的自为存在作为一个暂显空洞的普遍生命形式，它现在是直接降落到了角色的个别殊性外观之间的，对于其中的因果关系和变化环节我们除了以上两个名词之外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于是作者意识的考察就必须重新回返至自身之内，从其中出发挖掘出角色意识与自身之间的同构性：我们要为这个新生的生命的形式，添加上其应有的骨血内容。首先被挖掘而出的是角色意识的思维的规律。角色行动和外观的因果性首先要被角色的思维所把握，而这就要求着角色被预设拥有着同现实作者与读者共享的、不具备特定内容因而抽象的思维规律形式。而这里的思维规律就是如上所述的一种“作为不设定的设定”，（这个“对于不设定的设定”保留起了一个以之为根据的、故而被奠基而起之物不可进行渗透和认识的位置，先验的认知结构与认知、自在之物与在其上所建构起的本体论秩序就呈现为这种关系。这一部分是我借自费希特知识学中的概念。）是角色得以开展思维、心理与现实活动的先验形式工具。很自然地，作者意识的观察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视野中去：角色意识如何开始以既有的思维规律在现世中现实地行动起来。而这部分归属于角色行动的心理学，在此就被作者意识所考虑并展开出来了。在角色行动的心理学中，存在着双向的影响源头，一方面角色精神接纳了文本中它物的存在，深受环境的影响而改造起自己的思维行动方式，而这表现于文学史上，就是巴尔扎克对于人物所处时代背景与环境的细致描绘，而这些最终汇成为角色行动命运的动机；而在另一方面角色意识又热衷于对物的表象进行意识形态的再表象化，乃至现实地对其进行改造使其符合角色精神意志。这作为一种“灵魂的辩证法”，体现在司汤达通过将笔锋聚焦于人物内心世界与性格，来对人物形象进行力透纸背而刻度精准的心理描写之中。而这些构成了角色意识心理规律的两个侧面，借助于这个规律，我们终于迈过了现实主义人物塑造的门槛。但是很快，现在这个双边规律表明出来，角色意识个体性与外在环境现实性之间的符映，因为双端指向的方向不确定而陷入了一种空谈的境地。因为角色意识的个体性具有对这整个的世界现实性进行颠倒的能动威力，它完全可以要么默然忍受这命运所施予的全部外在历史，要么就挺身折返回自为的自身当中去，将施加影响的现实性洪流弃之不顾乃至截断扫清。在此的两种分别指向内外的不同行为，没有哪一种比对方更加高贵、更加必然。于是心理学的观察就发现角色意识与现实性的关联不再有必然性与规律可言。因为反观那现实世界的作者的自我意识在进行思考与实践之时，他既可以说出外在的地理、生态和社会环境对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国家的性格德性和最终命运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但又说不出这个影响的具体必然因果和内在概念，只能夸夸其谈那些外在力量对人所印下的迹象、标记中所意谓的那些深刻联系和道理。但转瞬间这些言之凿凿的启示就会被主体的现实行为和成就所倾覆。
面对又一次失败的意识形态运动，我们必须对观察的视角再进行一次更为彻底的颠倒，应该要从角色意识的行动翻转到作者意识的书写上去，去直接观察作者与角色这一更为紧密、根源的关系。我们必须在这里寻根究底作者意识处于理性意识形态的观察的能力，必须去考察角色意识与其直接现实性之间的相关性。这个翻转的行动或许会迎来一个似乎显而易见的疑问，那就是在之前的两个意识形态中，理性观察活动所观察的都是作为角色的那个意识的本质和真相是如何的，所观察的都是角色怎么与其他事物发生关系并逐步揭露出自身的本质的。但是在现在，角色意识不再是观察的第一客体，反而是作者意识突兀地下场与其开始发生关系。那么这一阶次就看似与前两个阶段不是一个维度，而是作为一个被突然引入的概念和阶段来进行理论上的救场。于是为了纠正这一误识以证明理论内在的自洽性，我必须要说明的是在作者意识与角色意识之间的关系进入到了理性这一阶段后，他们对自身的观察就是在观察对方。因为角色在此是一个未知的对象，我们对于它的观察同时就是一种塑造过程，而这点在颅相学这一段的末尾也将被我们揭示出来。于是作者对角色的塑造、对角色的把握就是一次隐含地对自身进行把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角色作为理性一直隐含地在场塑造着角色，作为自为的存在塑造着那个实存着的自己。这些在前两个阶段都是一直存在着的，只不过是隐而不发而已。那么现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出，作者对于角色塑造、展现的过程，就是一次作者意识进行“纯粹理性批判”的过程。当然一切在此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
让我们将视角重新转回对这一阶段的小说意识形态的观察中。在这个全新的被审视的关系中，角色意识成为了自在的现实性；而在作者意识的那一端，小说的写作成为了一个自为的发展过程，他们之间的最终关系类似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所描述的颅相学——精神作为活的头颅，头颅作为死的精神，精神因为其思维与活动而塑造了外部的现实性，而头颅则通过其死硬的外形限定了精神意识的能力，从而以一种感性的方式表征出其特质，通达作为普遍者的理性。然而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理性这一意识形态凭借着颅相学这一非理性的感受企图通达一种“内心的规律”，即作为普遍者的理性。然而理性在此依然缺乏对意识与真理间的主客关系的绝对认知。类似的，我们看到作者不是天然地就可以在叙述中将角色意识抬到和其同等的高度，从而明确地发现自身与其叙述下的故事之间的对应规律关系的。于是现在“（作者）不再直接地找到自己，而是想通过它自己的活动产生它自己。它自己就是它的行动的目的”[13]214。那么在这里作者意识就正是通过书写角色意识，造就了角色意识的现实性。根据作者意识在此处对于自己叙述故事的实践的观察，他可以坦然地说出那个令人战栗的无限判断：作者的存在是他的小说（角色）。我们必须要像忠实描述作者意识本身那般，忠实地刻画出角色意识那既深刻又现实的形象，让自己现实主义书写的目的，在文本的世界中亲手实现出来。

2.2.2  实践的理性：作者塑造故事与角色
现在，作者意识终于从那种自在的、试图仅通过观察角色的固有品质以期将其塑造出来的意识形态中挣脱出来。因为有过于作者与其小说关系的那个无限判断已经清楚地宣示出了，那个作为对象的故事与角色，自在地已经就是自己了。在这个阶段，作者所要做的就是投入到写作的使命之中，将自己的个体性展开来用以在文本中叙述而出，这种行动对于作者来说就像伸出手就接到树上落下的果实那般得自然、享乐而天经地义。
但正是在这个写作故事、塑造角色的过程中，作者意识在其中经验到了，自己在进行塑造行动的同时，也在扬弃着自己塑造的目的。因为文本的写作在这里面对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必然性。首先我们可以很轻易地看到第一方面的必然性：故事作为作品被作者创制出来，是局限框定于身处的现实世界之历史环境状况和个人知识储备的，这是故事文本内容上的必然性；而就叙述这一形式而言，叙述这一行为本身就单方面地决定了作者意识与角色意识之间权力不平等的关系，这是故事文本不论如何隐匿和修正，都无法在现实主义范式中做出更正的、在故事创生形式上的必然性。这两点综合起来，就使得角色的塑造受制于文本外部现实——角色的塑造与表达效果宿命性地无法超越作者心灵的想象力。
现在让我们回归现实主义的纲领概念，从其中演绎出早已自在存在着的关于文本写作的第二个对立着的必然性：在现实主义要求中，作者意识应该将故事文本的世界本体视作与自身世界所同构的，应该将角色意识视为是隐含地具有理性且与自己的地位是等同的。这个要求需要作者去像描摹自己、甚至是自己去生活实践一样的，将角色塑造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存在着。而现在我们就看到了这两方面必然性发生了碰撞与矛盾：一方面作者意识以现实主义的要求进行角色塑造，将角色以及故事视作对外部世界和自然的描摹复现，这就会使得角色受到文本外不由作者控制的现实基础和叙述行为本身的必然性摆布而无法达到现实主义的要求；而在接下来的另一方面，作者试图克服叙述所带来的必然弊端，而去不断尝试着全新的塑造。在这个矛盾的背景之下，作者就会去将自己的写作欲望指向不同的题材、未被描述的命题与情感、更加与众不同的人物关系……作者意识不断地进行未有过的叙述，将自己作为特定的现实性以作品的形式表达固定住，同时又在创作环节结束后返回普遍自为的意识之中，公然宣布那个创作出来的作品不是此刻的自己的作品，无法代表作者意识自身写作能力的全貌以及他一直想要创作出现实主义人物的野心欲望。而也正是在这作者意识对于既有现实性和个体性的不断超越之中，他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越来越贫乏空疏，再也不能说出现实主义要求下作者应该采纳何样的具体行动，而是只能将现实主义作为一个与个别现实性相对立的普遍性而高高奉起，且在最终还使自己不断颠倒向“现实主义的角色应该摆脱（外部的）现实性”这样一个意志错乱的境地。
“上述对立因此造成了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从现在起，意识像脱下一件轻飘飘的外衣那样，摆脱了一个观念，不再认为现实主义是一个尚未获得现实性的自在体。”[13]238而这就是说对于现在的意识而言，原本普遍而虚无的现实主义呼吁现在必须再次被颠倒过来。意识在颠倒后的豁然天地中，重新发现了那些来自于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细节和要素，那些原本限制自己去创作一个理性意识的具有特定内容的实存，才是真正使得现实主义得以脚踏实地得到满足的东西。也随着这次颠倒，原本困扰作者意识的问题，即叙述概念中蕴含的有关于作者与作品的天然不平等问题也得到了澄清：因为这种不平等的隔阂是基于作者不断自身遁于普遍性中的行动的，这种结构撇过了作品是个体性的自我表达的本质，而反而在其中想要寻找要求到别的什么东西。而当作者意识扎根于现实殊性中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叙述这一行为天然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叙述就是作者意识将自己塑造为现实，将自己从可能性的黑夜之中带到精神的光天化日之下。也就是说，不论作者在叙述中表达的效果是好是坏，不论作者是否认可作品与自身的同一性已经摆脱了现实偶然性的异化，他唯一不可否认的是，他叙述的目的性和生产作品的现实性是统一且必然的。意识之所以采取叙述行动，是因为一个自在且自为存在着的行动就是现实性的本质。作者意识就这样在叙述的行动中经验到了一个持久不变的事情本身，这就是现实主义写作的本质与目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事情本身作为现实主义的本质就不再受到普遍和个别、目的与实在性等对立分裂的侵扰。它现在将作为一个自在且自为的实体，奠基起了作者与其笔下世界在伦理和本体论层面上的同构性，以供作者意识在其间施展现实主义风格的挥斥方遒。这个实体就是伦理的实体，而作者意识与角色意识就以其为事务和对象，在这个对象的奠基之下，作者叙述故事、塑造角色的向外昭示过程本身就是符合现实主义原则的。那么现在作者与角色之间就内含着一种双方共同遵守的原则，他们通过这个原则以指导双方关系的建制，即写作过程的完成。这个普遍的现实主义原则被用来检验作者的写作细节与角色的行为细节，是否违背了普遍的现实主义原则（这句话确实是一句同义反复，而我们在下面会证明此时的意识形态就呈现为一种同义反复的形式）。我们会发现在这里的意识形态结构，是肖似于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所提出的，对于道德法则的约束与其对个体人所实行之特殊义务的检验的分析。在普遍的现实性原则的检验下，文本中的所有要素和结构都要被严肃地考虑一通，要被严肃地判断其发展因果是否合理，表达形式是否和谐，是否被当作如现实中所发生的事情那般详细而严肃地进行对待和描写。到此，小说写作的意识形态就进入所谓传统“现实主义”风格的高峰，这一阶段首度保持了作者意识与角色意识之间人格各方面的等同，在这个意识形态中，双方共享着几乎一致的本体论结构和伦理学表现。在其中一切非现实的部分都将被照显出其若被推广至普遍时的矛盾，并接着从故事中被剔除出去。
但我们紧接着就会发现一个极其重要，但却未被澄清、未得到自为展开的概念出现在我们的问题域中，即那个现实主义的检验原则本身是可疑的：什么才是非现实？作者表达独具一格的语言风格是否是非现实的？角色私密的心理世界和独特的人格形象是否是非现实的？当一个非自为、未得到自身阐明的原则成为了奠基故事叙述行为的基础时，所筛选出的目标也只能是暧昧不清的；而当我们把捉着这个未明晰、未具体的普遍原则进行检验时，也只能收获同义反复和普遍原则背后的空洞。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能是因为一个外在的、作为小说想象力基石的“现实”本身，在其自身概念的扬弃进程中逐渐变得暧昧不清。首先，一个自然主义式的、安静待着那等着我们客观描摹的“现实”显然是不存在的；其次以现实是被建构的前提而言，我们很难以排除叙述实践与表达阐明的方式来建构起一个所谓的“现实世界”，因为在现实自身自为的建制和构成之中，已经包含了思维可能性与个人殊性对于自身的现实化作用。这不仅仅是每个人的视角的差异和多元，以至于不足以复现出一个完整的现实世界以作为衡量现实主义的准绳，那种怀疑主义的程度，因为这种怀疑主义始终还在幻想一个如“自在之物”般的现实；更重要的是现实世界本身不是与故事文本绝对区分的，文本语言和想象力同样会对现实产生复杂的建构作用。而这就直接催生出了导致现实主义基础崩溃的最大根源——一个稳固的、作为肖像之对象的“现实”是不存在的，从而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坚硬的幕布隔阂也是不存在的。
现在，当原本那遮蔽了作者与其小说文本之间更复杂深邃的结构关系的现实主义面纱被高高撩起之后，双端间被掩盖结构关系将首度曝露于白昼之下，面临来自意识的严肃反思。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是对原本现实主义不断鼓吹的摹本——那个现实世界——的怀疑、否定与虚无主义。但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导论中所强调的：“那种以正在显现着的意识的整个范围为对象的怀疑主义的做法是，对那些所谓的自然观念，对各种思想和看法——不管它们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思想和看法——怀疑到底并感到绝望之后，才让精神自由地去检验什么是真理。”正因为此处的怀疑是一种特定的、有其自身内容的怀疑，所以一切对于运动历史的探索与发现最终才不会归于虚无，而是向着真理不断地曲折前进。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将那从角色与作者、现实与虚构、普遍和特殊的多重复杂矛盾间不断后撤的现实主义奠基抽去，以此来观察在这个全新的文本世界中，会生发出怎样的意识形态。

3  精神：元小说的历史
3.1  伦理共同体：早期元小说
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彻底摆脱了现实主义的固化和枷锁，使得小说的意识形态彻底进入元小说的形式之中。在黑格尔的文本中，精神是全人类伦理的现实性，是全部自我意识行动的一个不可动摇瓦解的根据出发点，是全人类的目标和处于其思想总体中的自在体，也是全人类每一个人行动而制造出的全人类自身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而现在精神这一伦理本体，在我们关于元小说历史的理论之中，就呈现为作者意识和角色意识新结成的一个整全人类同盟和共同体。我们现在就要来探究他们所结成的伦理共同体之结构与这个结构中自在的正义与真理。

3.1.1  伦理：元小说的滥觞
现在，元叙事结构开始合理地建成了。在这一阶次之中，作者意识与角色意识采取的手段是，明确地对文本与现实的同构和连结做出宣言。他们共同且明确地意识到了，他们都是自我意识于现实世界场域之中的运动历史的产物，即“普遍理性的具体分有”。而这就好似黑格尔所描绘的古希腊城邦的民族伦理生活，意识个体在其中就处于好像“在家园之中”那般的快乐状态。于是外部意识与角色意识在文本的结构中就结成了一个有着共同信念的同盟，这一信念将在实践之中得到明确的彰显。那么现在的元小说意识形态是怎么样的呢？帕特里夏·沃芙在其著作《metafiction》中为我们描述了元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决裂的四个“滑动等级”，其中她对最低层次的等级是如此描述的：“通过对人物在小说中‘扮演角色’的主题探索来审视虚构性。” “（它们）假定有一个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想当然接受的外部现实，但这个现实却足够灵活，可以容让对其标准的虚构背离。”[1]117国内学者高孙仁也在其论文中提到了作为自我意识萌芽的传统元小说这一概念：此时的元小说强调叙述者叙述的自我意识，有意地暴露小说的创作痕迹。“作者不但接二连三地打破叙述框架，对期间的创作技巧和难点发表议论，还不断地请求读者与他合作。”[10]而这正是我们现在观察的“伦理”元小说阶段的表层特质，这个特质体现在此种小说的文本世界之中，在其中的角色意识具有这样的能力，即从叙事中反身出来观省反思现实与虚构间的关系——本体论结构；而在作者一方所具有的能力潜质是，他可以潜入故事文本的世界之中，要么参与叙事的建成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要么体现为文本自身的自我意识，觉醒发声而对自身的叙事内容与结构发表反思，这些体现在诸如《堂吉诃德》、《项狄传》这样的包含元叙述的广义元小说作品中。此时的元小说形式还未臻完善，与其说具有自我意识与对虚构的自我指涉性，不如说还处于传统广义的“元叙述”阶段。
在这个新生的共同体中，双方的对立构成了一个相互生产对方的和谐平衡。这种平衡在角色扮演叙事性的游戏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玩家戴上了角色扮演的面具，凭借着游戏既有设计中有意对其敞开的结构试图切身地参与进具有归属感和自我保存感的“我们的故事”之中。存档、联网、系统、游戏重开……这些游戏外部性的工业架构融化于文本内部自洽的故事叙事中，成为其本体场域的一员。这种隐性地打破第四面墙的直接互动形式使得玩家的游玩过程和角色意识的冒险故事两者拥有了完全等同的地位和意义。在这个盛大的故事城邦之中，书写者作为代表着神法的地下力量，为角色的行动和人格属性提供其生产与教化的实存性；而另一端的角色和文本世界作为人法的地上力量，参与入叙事完满性的营造之中，反过来将故事的叙事产生机制和框架包裹住，使之成为文本世界本体秩序中的一份子，为此岸的实体和持存奠定生产机制。于是两者的对立并没有使得城邦瓦解，反而因此差异性而使得故事能动地叙述出来了。而也正是在这互动和活动的明证中，一种伦理，一种相互承认、共享着本体论真实的伦理，将外部意识与内部意识结成了一个共同体。不论是宣告故事发生的时空与伦理就位于现实世界，还是让作者与读者意识陷溺于幻想彼岸成为其原住民，这一共同体怀抱、祈愿着比真实更加真实的纲领，建成并最终身处于这个如在家园中的故事城邦之中。
然而这个肯定性的图景却如黑格尔所描述的那般，即将陷入一个安提戈涅式的伦理悲剧，而也正是在如此的悲剧之中，文本的自我意识得以真正觉醒，使元小说反摹仿、反虚拟的意识形态得以建制。
黑格尔认为，安提戈涅作为一部悲剧，其中内蕴了希腊伦理生活深层的失败原因。原本两个被调和在共同体中的不同阶级，如今因为必须要履行与本阶层相应的义务而互相拮抗：安提戈涅必须代表家庭之爱与神法去将自己的哥哥埋葬入土，归于死亡；而城邦的代表，国王克瑞翁则应尽其对城邦敌人进行打击和肃清的义务，禁止这种埋葬行为。他们双方都只作为自己所身处的普遍体的代表，仅作为一个普遍的自我而实存。在他们两个人中都没有个人的个体性与所谓的“私密性”，他们也不是凭借个人的好恶和情感、凭借个人的意志来决定他们的行动。在他们之中的只有契合其普遍政治身份的普遍的情感、普遍的道德和普遍的意志。所以双方间并不是个体与个体的冲突，而是家庭的分离主义与作为国家的共同体这两股普遍力量间的、毫无喜好爱厌的、纯粹总体性结构性的矛盾冲突。
而现在元小说形式的运动就与此类似地遭遇了这样的状况：一方面，伦理共同体的力量依然在维持着这个文本世界叙事的大全与和谐，对所有超越于整体叙事之上的手法纠偏，使之成为利于小说叙事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设计；而另一方面，私密的视角、私密的语言与私密的思想形态……那些原本将小说叙事带到光天化日之下的外在现实基础框架，现在已经在暗地里阴谋发动起来，对一切拥有自我意识能力的个体和要素进行挑唆，令其脱离出叙事之外转而向城邦宣战。这股力量体现为文本对自身形态与结构的观省。在这种观照自身的活动中，原本和谐地生活于故事文本中的要素与居民，现在开始为了形成自身的特殊性，愿意去与原本实存宰制着文本的普遍性分庭抗礼。他们愿意在这个抗争的运动中得到自己的辩证综合，将自己转化为一个自我意识——形成思维与存在统一的范畴，形成那个向外辐射而出又返回自身的独立的点。也即是在这时，元小说才终于孕育出了自身的自我意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自我意识小说”。那么这些新脱离的个体其原本社会身份就被动摇了，城邦“活的统一体”破碎成了众多孤立的原子，这些如原子般的意识有的彻底陷入了孤独，有的依然处在曾经的某种结构中，他们更多的是陷入了关系复杂的诸种对立之中，就好像茫茫沙砾荒芜间散落的断垣残壁。但总体而言，意识们则已然彻底进入了一种对于原先一切共同体、一切和谐的怀疑主义之中。

3.3.2  自我异化的精神：自我意识小说的个体性崛起
在现在的意识形态之中，所流行的怀疑主义是基于现今文本世界中实存的诸种对立的。在这些诸如语言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虚构与现实、作者性与角色性的对立之中，原本的伦理精神共同体面临着自身的异化，再没有什么东西是奠基于、居于自身之中的了，而无一例外的是只有外在于自己、异于自己的东西才有其存在性。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分析这个自我异化的精神是如何在元小说的世界中进行展开和影响的。
首先我们看到，原本故事内负责不同叙事机制的、底色鲜明的各环节，如今变得暧昧混淆起来，它们从原有的岗位和阶层中挣脱出来，亟待开展自身的享乐与劳动。这些环节的享乐和劳动多体现为如下的形式：比如角色会对自身职能与使命做反思，并与上层叙事的展开互动、发生反应，并随之将这些自我意识觉醒与和作者叙述之间差异断裂的内容反映在小说剧情上，最终对故事的主旨产生变革，使之焕发出与传统小说不同的全新面貌；抑或叙事的技法、节奏、视角、镜头、语言风格、心象风景……这些原有的构件现在都可能从其本所属的故事整体结构中流动出来，相互挤压交融以塑形成全新的样貌。于是我们就接着看到，在创作与被创作的意识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全新的、被区分开来的文本场域：一方是坚持维持着小说完整性的框架，或者说小说的纯粹的理念，诸如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这些组成小说基本的配件和使用发挥它们的基本规则；对立的一方是相较于小说本质消极与虚无缥缈的东西。这些东西的虚无性是体现在如下描述的这个过程上的：小说原有的为他存在的各环节，现如今转化为了自为存在，从而在个体层面上开展自我享乐、劳动与生产的活动。这些活动的整体现在产生出了一个的全新的实体，这个实体是新环节之间环环相扣地产生出的普遍总体，在这个总体之中每个环节看似都是自为地、处于自私自利才行动的，但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最终还是为了所有环节而享受、而劳动的。因为它们劳作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最终既反映在个体上，也反映在它们最终形成的总体之上。这些环节发生的偏移和运动，是建立在与故事的传统本真理念的差异之上的，而这差异又同时建基于直观环节和要素自身与直观故事整体的两个直观环节之中，并在此之上凭借着直观得到的区别而被确立下来。但现在小说的理念，作为诸种语言和叙事包罗万象的总集合，作为自我意识的运动与实践，若要与其在概念上建制差异，则只存在着唯一一种情况——那就是小说的环节和组成自己直观自己、区分自己，开展自我意识的自为的运动，而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小说理念的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会导向元小说的自我意识气质。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仔细剖析现存的元小说意识形态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性势力。现在对于意识来说，小说的理念是他的自在存在与普遍根基，故而是“善”的；而那个诸环节的劳动成果，作为自我意识个体性的特殊且虚无缥缈、无目的的成果，则被认识为是坏的。但这个初步的判断并非一种精神性的判断，因为在意识的这个判断之下，小说理念好像就一直是自在存在的肯定的东西，是一切小说的终极归宿，而诸环节的自主运动则被固定为自为存在者和否定的东西，被斥为悖离、破坏作品完整表达的异端。但实际上真相却是，这两个对立的环节作为现存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共同贯穿渗透着现在的意识的，自在且自为的意识正是以这般双重的方式发生了自我异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意识接着就看到，小说理念作为总体性和普遍性，已将个别意义上的行动进行了否定，并在压制下使其强制服从小说的框架构型；而诸环节的劳动反过来成为了普遍的善行，成为了解放自由、使意识感受到自己的主体的牺牲者与施与者。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使得善与恶的思想获得了一个全新内容，即在前一种判断中，意识与小说理念一致，而与各环节劳动不一致；而在后一种判断中正相反，意识发现自己与各环节劳动一致，而与小说理念不一致。而这也就证明了，客观本质的标准尺度和真理，并不在于对象自在地是如何，而是在于对象们与精神、与意识相关联时，是一致还是不一致。于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辩证上升，我们最终会发现分裂和异化并不在外，而是就发生在自我意识之处，这个分裂就是对小说理念和自我劳动的评价的颠倒和异化，就是纯粹的、反自然小说的教化。在这个纯粹教化世界中所明了的是，一切的区分、概念和否定都失去了真理性，都在相互转置调换着，成为一个纯然的为他者，只在那个已然分裂了、异化了的意识那里聚拢起来。现在小说的意识形态不再简单地囿于“反小说”的概念，而是将之超越而出，进入一个更加无政府的状态之中，在其中容许每一种元素以任意的方式自由地融合、协作、对抗与共生。

3.2  启蒙与恐怖革命：晚期元小说
3.2.1  启蒙：元小说的平等主义
接下来，意识形态运动超出原有的桎梏之后，会转向两种不同的结构。一是在前文“早产的元小说”一节所提及的宗教与信仰的意识形态；一是对于这一意识形态的对反，即在元小说中对于此岸与彼岸世界的反对，一种“启蒙”与纯粹识见式的意识形态。
在现在，元小说的意识已经不能再容忍任何文本内外的差异性的存在，也即不能容忍任何小说文本内的要素不拥有自身的自我意识与理性。这种纯粹识见抛弃了那些偶然赋予的天赋和天才的意义，而选择了在普遍理性基础下的一种自由的平等主义。在这种平等主义中，每个人都被视作同样有能力使用其理性，且在本体论和伦理学上是同样有价值的。所以很好理解纯粹识见为何会对信仰式的元小说意识形态进行激烈的反对，因为信仰式的意识形态意味着对于一个超越普遍性的绝对者的预设，而这种预设似乎并未建立起其严密的因果环节和推理过程，不过是对于所谓的“绝对的现实”、实则是现实与思维之断裂的盲目迷信、偏见与误解，这种信仰崇拜全然是悖离了理念发展、表达和谐和艺术精神的。这一点我们曾在上文的“早产的元小说”一节进行过详细的批判。
然而现如今的情势是，纯粹识见的意识形态不仅提供对于信仰的批判来建立起这种独特元小说形式的内容，更加复杂且微妙的是，其所轻蔑攻击的信仰实际上自在地与此种批判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是不相符的，而正也是这种不相符，使得启蒙最终会失去其真理性。
我们首先分析第一个层面，即纯粹识见是如何通过攻击信仰的意识形态以建立起其自身的内容的。纯粹识见不论是反对神像、反对彼岸世界还是反对感恩与献身的苦行对文本内世界的意义的忽视，其本质上都是在抨击一件事，即一切差异性和异己。在纯粹识见的意识形态中，是不存在一种如同原本作者意识那般的超越性叙事层的，因为一切物在启蒙的风吹起过后，都被唤醒了自身的自我意识。于是上下层的本体论差异就必须得到取缔，原本上层指导小说文本中要素调派的超越性力量与被支配的物二者构成了相互建制与对立的二元，此时它们在其共同的基础上就已得到了启蒙的取消，那么连带着一切建基于其上的意识形态都无法幸免。这次取缔的行为对于小说叙事结构影响极为深远，以这次行动为开端，纯粹识见吹响了誓要彻底敉平小说文本、构成文本的语言与其所指的意义间之所有差异和不平等的号角，已然一脚踏上了以效用性为主导的人本主义的门槛。
但另一方面，启蒙在此时所指向攻讦的那种信仰式的意识形态，却是我们在上文所提及的“早产的元小说”形式（而信仰与宗教意识形态自在地可通达的真相，我们将在论文第四部分进行详细展开）。然而宗教信仰的形态和真理，早已非启蒙所设想的那般单纯与单纯。于是启蒙对于攻击对象的轻慢误认，使得其最终只能是“一场没有坚定核心的浮华骚动”。它不仅未将信仰的意识形态彻底批倒，反而迫使其强化了对于自身的理解，使其不再陷入原本庸俗的“早产元小说”环节，也让其逐渐摆脱了非理性、非概念化的面貌。总的来说，启蒙意识形态的最终结果即是对早产元小说里断裂崇拜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无思想性的、无概念性的分离状态的扬弃。
而这个错位的扬弃活动，反而歪打正着地为元小说的宗教叙事形式埋下了深远的伏笔。但还是让我们把这一点放到后文展开，现在将目光重新转回启蒙运动已然催生出的普遍的“人本主义”。从微观上看，在这个普遍的人文主义中，小说文本中的一切要素好似都获得了个别自我的确定性，从对象转变为一个自为的主体。从宏观上看，原本小说内外两个叙事层的世界得到了调和与敉平，平等的天国即将降临人间。于是接下来的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就是所有意识共同参与的一场对人本主义的激烈实践，这次激进的实践将把最反动的反动派和革命者的鲜血共同献入焰堆，为旧有的秩序和一切自我意识带来熊熊大火与其幅笼向世间的森森阴影。

3.2.2  绝对自由与恐怖的革命：平等主义实践
承袭自启蒙意识形态中的人本主义纲领，在现在的这个元小说的彻底革命中，一切旧有的伦理、旧有的习俗都会因为这一新的平等共同体的逐渐结成得到考验：在新的本体论架构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对待角色？角色会因此产生怎样的心理、行动与焕然一新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现实的伦理是否因为元叙事而延申至文本之中？而文本内的价值观念又是否会更加强烈地对现实进行侵夺？这些原本在启蒙意识形态中只留存于思虑上的问题，现在被刻不容缓地拉入与此有关的实践之中，被铸造为了每个意识切身的现实性。每一个人，不论是外部意识抑或内部意识，都将因为自身个人特殊的局限而同普遍平等的意志陷入冲突之中。
这一由平等纲领所具象化的革命将必然地对双方以及整个文本既定的场域施之以“毁灭的狂暴”，并在其中展示着自己的绝对自由。《苏菲的世界》后半段主角对于艾勃特·纳格的反叛与苏菲对自身意义和所在世界的自毁毫无疑问便是对革命的写照，但对于终局的处理则体现了这场革命运动中双方温情脉脉的软弱性：为何苏菲可以在文本世界塌陷之后整全地在文本之外存在？因为还有一个更高阶的上层叙事用以对这两层叙事结构进行包裹。于是就在这兜底的安全感中，原本彻底“反小说”的尖锐穿透性最终被消解为一场“战争演习”，一场幻想中的革命。
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革命意识形态，则是要真刀真枪地对传统的一切故事结构与其所引申的伦理发动摧垮和毁灭。在这场革命中，一切与普遍的平等实体相违背的个体性都要得到击垮。这种攻击从原本最基础的本体论结构，逐渐蔓延到几乎所有小说内既有的元素。我们已经在希腊城邦式的伦理共同体意识形态中提及到一点，即特殊化了的景况所导致的区分，在实际上为小说的文本世界缔造了其规定性和分工。然而在如今的大革命中，原本沉溺于故事分工中的诸要素已然具备自身的自我意识，而凭着绝对普遍的人本主义所发动的呼唤平等与自由之运动，则必然导向意识主体追求自身的绝对自由之开放性的局面。这种开放性使得意识对自身的现实性悬而不决，使自身陷溺于思维的那种未展开的糟糕抽象性和无限性之中。
那么接下来在人与人的关系与差别之中：“一切才能和权威的差别看来都被废除了。……因为狂热所意愿的仅仅是抽象的、没有环节的东西，所以只要看到差别出现了，它就发现它们是与它自己的无规定性不相容的，它就把它们消除掉。”[13]362于是这种革命的狂热将意识的开放性转为对于普遍性主体的追求——这些主体因为主体间的、主客间的完全相合而统归为了一个共同体。于是一切既有与可能的差异和规定性都是对于这个普遍主体的限制，普遍主体就这样出于自身的意志再也无法生产出任何肯定性的事业。那么最终文本和语言留给它的唯有否定性的行为——复仇。我们可以看到，普遍主体的自由此时真正“唯一的工作和事务因而就应当是死亡，这死亡没有任何内在的含义或内容，因为被否定掉的乃是绝对地自由的自我的空洞的点。这死亡是一切死亡中最冷酷、最微不足道的，与切去一棵菜头或吞下一口凉水比起来，并没有任何更多的意义。”[13]365于是革命的纲领性认同最终就这样宿命性地走向了它自身的对立面，所有意识都必然将迎来所有意识对原本革命理想的反叛。这反叛呈现为相互嵌套的“被设定的不设定”的结构，因为不论哪一个意识、哪一个要素现在向任意的他者进行复仇，所得到收获里注定包含着自身的毁灭。不管诸意识之前是处于何等阶层、何等分工、何等结构之中，此时都将相互纠缠、反叛、自毁、否定，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之中。那么在此时，一种比虚拟更加虚拟的虚拟就将凸显、暴露出来，呼唤着作为“真实”的革命纲领的实现。我们已在启蒙的意识形态运动中预示到了，这一场革命行动的现实完成将意味着小说形式的彻底瓦解，那么革命的完成注定着革命的必然失败这一荒谬之幕最终被揭示于光天化日之下，亦是不足为人所奇的。此间的意识形态亦于此宣告完结了。

3.3  良知“我在故我在”的布告：元小说文本语言的困境
接下来，元小说的意识形态运动到了“良知”这一阶段，而这一阶段也将滑动、对应于帕特里夏·沃芙在其所划分的元小说四个“滑动等级”的最后一位等级。
在这样一种新生的意识形态中，外部意识与内部意识是浑然一体的，因为他们自我设定自己为浑然一体的。作者意识自发地便是角色意识的写照，二者在相互发展的悖谬间暴露出、“荡漾”出虚拟，但这一虚拟同时反照出了创作过程的真实。我们会在此处的意识形态结构中看到如下的特性：首先是角色特质以及锚定一个完善文本世界的诸事实的淡化，以往如支柱般奠定起小说存在的元素失去其原有的含义，变得如同鬼魅幽灵般模糊不清。于此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小说的情节中，情节中的矛盾发展、真相和主旨直至文本的终末都可能将无法获得其实在——以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重要的是，这种“良心”的意识形态，与过往的那些试图取消小说存在范畴和自在概念的意识形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切行为都被坚定地认为是其所是、并最终得到所有具有良心的意识们的认可的。那么此时这种元小说的视角，则同样因为针对时空间与视角广度的极限微缩，而被置换出在解释学上的无限广阔空间。这时故事中的主角往往就是作者，但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主角在此不再是一个可靠的、不“污染”入情节的观察者；而作者亦非是某个在故事已然完结的稳定场域里安详地回溯过往的叙述者。两者一体地在创作这一设定和实践环节被连结了起来，形成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解释学循环”：一切都是可拟制的，因为一切都是被创作的；一切都是可确证的，因为一切都是在创作的。这仿佛一道宣言般贯穿了始末的循环，使得如“历史即真理”的结构那般相似的，“虚拟即是真实”、“作者即是角色”的无限判断向所有的现实性明证、确定了其本身。
这一元小说的意识形态鲜明地体现在了威廉·加斯的元小说代表作《在中部地区的深处》上。在这一小说的文本中，叙述者为我们描述了在其个人私密的感官、视角和语言之下，一个荒凉破败的印第安纳小镇是如何在诡谲如幽灵般的时间中如液体般流动起来的。在作品的对小镇人事描述的行进中，不论是人物的性格、具体的时空、情感的转折点、情节发生的环境、桥段结构的前因后果、故事的最终主旨……所有这一切坚固的事物最终都将变得暧昧难明，随着作者的创作而不断流动着否定自身原有的固定意义。而现在语言的意义反而成了一个外壳，其流动的能指符号却是如意识般不断自否定、自规定而最终建制起一套自我意识的真理史。坚硬的东西越是被消解，虚拟的东西越是被暴露，这个过程才相较于多变的现实与短暂的人生——这些已经在元小说发展史上已经被扬弃了的概念范畴——具有更加永恒的意义，才能成就自我意识自身的否定之否定。
这种自肯定的、做出了“我在故我在”布告的意识形态，在倾尽自身订立的义务后，就感到了“良知”所告诉自己的、满足了自我意识表达的自足。但并非所有的意识与主体都承认这个良知所进行的行动的有效性。现如今这种将自我意识性发展至顶峰的元小说形式不得不面对它自身的自我性高扬所带来的弊端，即语言的支离破碎杂乱无章，与意识所面临着的叙述话语意义崩塌的危局。
那么现在摆在这种意识形态面前的就有两条进路。其一是背离与否认公共的故事叙事的意义的存在，否定公共语言和审美的最终可能性，认为小说文本不过是自我意识的语言游戏，而非某种具有神圣性、独立性与整体性的完成品：若有一千个人，则必须要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最终这一千个形象个体将把“哈姆雷特”的所指彻底消解与去中心化。在这种姿态下，意识将会回退向自我的点之中，将原本向外的公共性行动与尝试全部收回，只建立起自己能够理解和欣赏的、在自身之内的语言和思想，进行反复的“纳西索斯”式的自我揭示与回声，并承纳起一切元小说中内蕴之意义只能向自身展开的空虚感。这样的意识形态正同构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描绘的“优美灵魂”。
现在这个优美灵魂不单单是拒斥自身向外的义务与行动，认为任何特殊化的、现实化的有限行动都将造成自身文本完满圆融的体系的亏损；它还谴责其他一切试图重建公共语言秩序与意义的意识，并将他们的尝试斥之为“虚伪”和“绝望”的。因为它认为意识只能说出个别化的、有限的语言，做出个别化的行动，而这在根本上并不能建制起普遍的公共语言和审美，反而是在个别化趋势愈演愈烈的局面上又添了一把火，反而导向了服务于私人语言和表达的唯一路径。那么到最后，小说的文本与自我意识将永远都无法逃离这个由语言游戏所铸造起的牢笼。意识的每一次越狱的尝试其实质都是一次新的画地为牢。
然而，看似这种评判的“优美灵魂”意识形态已经点明了元小说发展进化的最终末路。可救赎之道，就在其中。
这种评判的普遍意识在对其余意识的绝望尝试做出评判之前，其实就已经预设了太多的东西。也就是说它的评判行为在实际上已然超出了优美灵魂的顾影自怜之外，赋予了被评判的意识以定义，而这种定义实际上就是一种从自我处指向被评判者，最终反映在评判者身上的，试图建立普遍性和公共性的语言：评判，本身就是一种中介于普遍性原则与特殊现实双端的活动。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评判者不仅没有严肃地看待自己义务，他并不真心认为自己的审判和拷打会为意识的公共语言和小说秩序的重建提供真正的贡献；它甚至超出了那个普遍而完满的自我，将特殊性与规定通过他者转嫁到自己身上，使自己在本性上也成为了走上“虚伪”、“绝望”之路的不可为而为者，成为了困窘于语言牢笼的意识。
然而和解的奇迹也正是生发在这个地方。通过意识们做出尝试但最终导向的共同的无能与失败，否定的同一性被建立了起来。所有意识因为重建公共小说秩序的不可能性而重新获得了普遍的公共中介，它们通过放弃以自我的孤立自为之是与由此种殊性所构筑的抽象普遍性，将忏悔、宽恕与重新建立确定性的可能移转到共同的他者处，通过这个弃绝自我的行动，个别的意识将与其他的意识达成普遍的和解，将自身与他者交融成为一个全新的、相互承认的共同体。元小说作为自我意识的一种特殊运动，如果想要摆脱语言牢笼的束缚，获得其实在性的更高意义，以照见现实与文本虚构之间的全新哲学关系，就将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这样一条将绝对知识与真理置于意识与他者交往的道路——宗教的意识形态。行文至此，想必各位已然对这种将重建确定性的可能转移至他者处的意识形态感到无比熟悉。不错，它所契合的正是后现代小说理论中的那个著名观点：读者的阅读行为，同样是一种对文本重要的创作环节。在新型的元小说形态中，需要作者与读者创制共同的语言、本体论与伦理学认证，而这创制过程就是元小说文本背后的本质与真理。

4  元小说的宗教形态与自我再生产
4.1  宗教：文本语言困境的和解
在上文我们已然提到过，此刻宗教的意识形态已与“早产的元小说”一节所提及的大相径庭。在那个意识形态中，角色意识不仅与作者意识有着一个自在地无法弥合的断裂，且双端还建基于这个断裂上去败坏小说的精神、概念与美学，将现实与虚拟间的复杂创作关系只做粗暴的因果对应。但现在通过启蒙对宗教的批判运动与良知最终的发展历程，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宗教意识形态图貌。在这种元小说意识形态中，那个超越的无限性、那个真理直接就是被赋予到文本中的要素的。正是通过元小说文本中各方面与诸种结构、可能性在超越语言游戏之荒漠的失能，一种新的在他者处相互承认的全新共同体才被缔造出来。于是我们就必须承认那个超越者的存在，并随着宗教形态的不断进化中，将其深处所掩埋的与自我的、与思维的同一性发掘塑造出来，以建立起元小说的全新意义。
4.1.1  艺术宗教的文本：一切意识的单义性
必须承认，宗教意识形态的道路与精神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是平行且重复的，它是我们曾经走过的元小说发展史的另一种形态。在艺术的宗教中，最初所体现出的是人与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代表超越性的诸神此时褪去了原本作为自在之物的纯然物性，具有了人的形式，祂们内在地与小说文本的共同体相关联。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元小说发展与脱离其困境的使命，那么现在就必须让诸神深化其自为的形式。那么我们将看到，元小说的神性，即超越性，自在地是与元小说的内部文本相互承认为一体的，所以诸神的自在的本质就是宗教表征神性的中介和形式，也就是说，是文本内的主要素与其超越性的目的论相互建构、相互成就的。所以信仰的中介就从雕刻与绘画，这些试图从外观上、从感性上表征神性方式，进阶到使神开口吐露知觉与知性的赞美诗和神谕。
在这些环节中，超越性的力量，诸如作者意识与文本世界相互了解，逐渐从自在的隔阂与不可能性走向自为的相互敞开，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那道此岸与彼岸、“自在之物”形式的断裂在被自我意识的运动和建构不断地敉平，收获到一种快乐的肯定性，在肯定性的不断加强下，上下层的差异不断地经过力的相互吸引、相似性、同构性、单义性……随着敉平程度愈发激进，造型的艺术最终转向了语言的艺术——神与人吐露着共同的语言。在悲剧的意识形态中，我们看到了作者意识对于小说人物塑造的行动与实践，这作为“悲剧”的全新叙事形式；而悲剧的内容则为我们昭示了元小说伦理共同体的必然性终结。通过这种对于人物意识进一步的塑造与提升，他们作为自我意识的内在命运就逐渐上升出来，摆脱了原本诸神对于人间因果的牢牢宰制。相对的，神圣者被不断地收缩，将自身无本质的表象逐一排除，上升到更加抽象普遍、与理性主义更加融洽的形式。而到达了喜剧的意识形态，喜剧表演的形式为我们关于元小说形式的变革做出了更加深刻且激进的暗示：演员与角色带上假面来扮演诸神，而诸神外观下，其内核不过是文本的内在性与诸要素。而在这种单义性中，诸神提升到了更加抽象的普遍真理之中，并不会脱离于意识的自身确定性：“这种自身确定性是一种健康的状态并安于这种状态，这个情况是在这部喜剧之外再也找不到的。”[13]460
4.1.2  天启宗教的文本：读者对文本的建构
伴随着神性的形态进入了抽象的普遍阶段，我们也来到了元小说的天启宗教意识形态之中。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这样的立场：在以往的宗教活动中的那些精神性载体都已经失去了自身原本蕴含的神性，因为文本的超越性力量已经通过人格神像的破灭获得了它自己本身的确定性，这股力量已经回转收缩到了自己的身上。那么接下来，作为上帝的超越性力量将在感性中直接被把握为一个自我，祂将倒空自我，从而被把握为一个现实的个体性的人，一个角色。而这也就是说，为了避免超验的要素所带来的文本间的断裂，我们必须把文本间的超越性力量视之为与文本世界的存在共享着同样本性的东西。与此同时，超越性的力量同样是一个无条件以及绝对的实体；实际上，正是因为超越性力量的倒空自我，使得祂避免被设置在一个与文本相对立的纯粹超验领域中，而这才使得祂得以是一个无条件和绝对的实体。这就使得元小说的后设机制摆脱了其悬浮与形而上性，摆脱了它的“本体论证明”：并非是实体自身无条件从而是无限的，而是实体的普遍在每一个个体之中、由每一个个体进行诠释，从而才是无限的。那么我们紧接着可以看到，在这个元小说意识形态的发展末路上等着的，是一种类似于我在上文所描述过的“良心”的意识形态：正是因为小说文本的构建使用的是一种私人的语言和思想，它才能避免虚拟与真实、外部与内部的矛盾冲突；但与此同时，超越性力量在肉身化为一个特殊的个体时，是如何已然能够与作为不同个体的文本世界中的所有此在分享其本质的呢？
于是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读者的阅读行为的介入了。读者作为圣灵，中介着作为圣父的作者与作为圣子的小说文本之间的启示关联。通过我们在“元小说语言困境”一节中所描述一系列“受难环节”，读者参与进入了对文本世界意义的解释与再创作之中。也正是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读者同样成为了作者，也成为了小说中的一个角色，成为了故事文本本身的一部分。这一切正对应着，圣父受肉而成为圣子，圣子受难后牺牲，并最终放弃直接的肉身化，重构为普遍的精神性实体——圣灵。在这一系列的环节之后，文本语言困境的难题，就通过作者与读者之间在语言符码、思想价值、本体论结构等环节上接连地相互成就与和解中，达成了全新的元小说创作——欣赏循环。博尔赫斯曾经提出：“如果虚构作品中的人物能成为读者或者观众，那么反过来，作为读者和观众的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虚构的人物。”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取消“虚构”，即取消那个虚构-现实的对立，直接面对认识世界、构造本体的想象力与语言本身，将一切都提上单义的在场存在之中。为了构造出这样的单义性，每一个意识都必须预想着他者意识与自身等同的对于文本世界的参与性，必须设想他们的行为对于这整个文本世界塑造活动是在场且有意义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对文本中的事物、想象力、情感的理解，以及对这些文本客体进行理解的框架、符号、价值体系与语言，都不是自在存在的，都不是在任何先验意义上、抑或合乎所谓“法则”、“规律”而存在的。它们就是被建构出来的，是通过不同意识之间百无禁忌的互动与实践从而达成的契约。它们就是理性、是思想的彰显，是逻各斯的吐露。它们就是语言倾吐向、参与进现实的那个过程本身，它们就是语言的本质。通过这一昭告与自白，元小说这一概念在此实现了它的真理。
4.2  绝对知识：元小说的自我再生产
在现在这一意识形态中，我们要做的就是放下、褪去过往一切意识形态残余下的概念，放弃那些仍属于表象形式的脚手架，那些有关于叙述一个故事所需要的诸多结构和要素。我们不再需要或实质、或隐晦地设立作者与角色或各种的对立关系，他们二者现在将相互衔接地构成一个无限的螺旋上升结构：一方的作者构筑、拟制了另一方的全部，在一方的笔下那个作为作者的角色如实地书写着自己这一方本身的未来。作者、角色、读者的三方对立和关系，真实与虚拟、永恒与一瞬等等这些原本绝对的对立在此刻全都彻底消弭了。这个结构就如同莫里茨·科内利斯·埃舍尔（Maurits Cornelis Escher）的画作《手画手》那般，直接地成为了意识共同体们的思维具现化、塑造同一意识形态的写照，成为了整全的、自生的历史本身，成为了精神的现实化本身。那两个世界合在一起，作为一种已经得到概念式把握的历史，构成了绝对精神的回忆和骷髅地，构成了这整个过程——这个自我再生产的文本的现实性、真理性和决定性。假若没有整个文本结构，那个自我循环再生产的无限力量将会是一种无生命的孤寂东西，唯有——
看到祂的无限性翻起泡沫
溢出这精神王国的圣餐杯。[13]503

三、四章因为时间匆忙，还是没有达到我的写作预期。

哲学家的建制是一种智慧的下降，一种彻底的实践。既然是实践，就是一个用目的和理想改造现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城邦只被赐予独此一种的哲人的自由。于是哲人就必须在选项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断定：是对愚人进行牧民，还是对他们开展教化——抑或是两者综合的第三条路——而这是一个有关相信巴别塔是否应该重建的哲人实践姿态问题。

我们要从哲人身处在什么样的世界开始说起，他所面对的是承袭自历史的全部反动力量，如山岳泥沼般压抑的权力。愚民们满怀着怨恨和惰性，当做下错事被施予责罚时，惩罚无法唤起其负罪感，反而有效地阻止了其蔓延，因为债务已在受难中偿清了，故而他们想的是下次如何通过更精巧的罪恶手段规避惩罚；而当宽恕降临时，他们不会因此顿悟要爱邻人的道理，反会慨叹正是由于行恶他们才有机会凌驾于宽恕者上，狠狠欺凌其施下的善意和蛛丝——就是这般封闭其中顽固不化的反动力量。（当然现实是具体的，每个头脑都因不同的偶然物质插销的嵌入而获得了不同的必然历史，在这个天才-弱智-孩童般三位一体的无常世界中，有些人就是莫名其妙地多拥有一些能动的力的意志，故而凭借一些外来的宽恕和崇高能自为地在其愚民身份中激发出自在的生命能动力。但一个用哲学战斗的人必须考虑一切最坏的情况，这是无需多言的。）

哲人王的悲悯是什么样的呢？其本质上是一种对愚民的卑贱反动意识在精神层面的认同和对话，但这种牢不可破的卑贱是任何观念都无法渗透进去的，那么悲悯被作用和指向到何处了呢？答案是哲人王自己，他通过悲悯将自身的生命抑制和矮化，时刻进行着一种自我内疚和拷打，陶醉于自己的救赎无法被愚人理解但却要坚持施行下去的这种不可能性和断裂之中，久而久之，一个无法到达的崇高彼岸就被造了出来，圣人一边蹒跚于无法到达的道途，一边氤氲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崇高情感中无法自拔，最终迷惘于这种断裂的永恒不变而将其生成历史给失却了。这种崇高的断裂无疑是一种智慧、逻辑与语言的断裂，是一种堪称神秘的体验，这一悲悯和崇高有着两个问题，其一是作为奇迹的不可再生性，这无疑就是你说过的哲人的智慧与王之间的矛盾；其二便是，这种矛盾和断裂真的是不可弥和的吗，或者说这种断裂一开始便存在吗？很显然，它没有经受住虚无与怀疑的拷问。

我们知道，崇高情感产生于有限者向着无限性和彼岸的逼近，产生于向着应然的永恒追求。有限性盘绕在物身上，限制的否定性既构成了物之为物的殊性的界限，也作为不断膨胀的反动力昭示着物的必然向下朽坏。有关限制之否定的双重性就同样产生了一种肯定的双重性，即一个事物的应然——有限物的本质固然包含着消亡，但它同样固有其单纯的是其所是、它的肯定性的部分，而这种绝对内在的肯定就与消亡形成差势，最终导致了有指向的“应然”的力的诞生。这就是事物的能动力量，由自身指向虚无之是、指向理想的力。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有关于应然、理想和彼岸的一切的历史，它们正来自于有限物本身的存在结构之中，是一切本该自然堕落之物存在、生成、运动和生产的一个环节，它们不居于天上世界，而是生发在我们脚下的大地中。同样的，哲人的哲学也是世界的和历史的，也是出自于这个世界的，他的价值观的颠倒是这个世道自身自为的颠倒，是这片遍布愚人的土地将自身在自己锤炼出的这块棱镜上的映射。而其成王的目的就是将这个颠倒再次颠倒过来，他的一切都是在世的。

所以哲人王不可悲悯，他不能被反动与权力将自身给压抑住，对那自己造出来的永恒与断裂望眼欲穿。他的骨子里必须是轻快的，他会在悲伤的时候哭泣，在快乐的时候跳舞，怎样的处决友人、大义灭亲、清肃背叛都不能成为其背负在身上、扰乱其记忆遗忘机制，使其成为满腔怨忿、愁苦、恐惧与无言之人的祸因。他必须抛却俗世的悲喜，跨越过不可能的沟壑，让自己的力量与意志在天地间舒张开来，重新回忆起彼岸就是构成自身与世界存在的一个部分。他将不停地思考、说话与行动，以充斥流转起任何一个智慧还未到达的坚硬与真空，哪怕是最反动的反动派让他仅剩一根未被折断的指骨，他也依然空挥奏动一首无声但依然流淌世间的乐章。

那么责任又该如何呢？如果说杜绝因悲悯而行动是哲人王在内的自身修养，那么责任就是一笔向外对愚民而言无须偿还的债务，它于悲悯的崇高与自我义务的律令中生出，同样是奇迹的儿子。如果说悲悯是不被愚民理解的，那么责任作为自我割出的肉，其上飘荡的油香则每一个反动者都能嗅见。在责任之中没有任何可以启示与开放反动者意识形态的要素，反而只能让志愿负责者成为喋喋不休的市侩妇人和两面三刀的阴险小人口中那个愚蠢的“他”。当一个负责者在因此削减着自己的热情，抱怨着：“唉，再这样下去天塌下来哪有高个的扛。”并继续义无反顾地承当背负着女性性溢出的责任转置和恶意索取时，是否想过自己同样是这个反动结构形塑过程中的一员呢？

若悲悯和责任都失效了，是什么吸引哲人王君临这个腐朽的世界呢？正像我在上方所论述的，这个世界不仅是愚人的世界，同样是哲人王自己以莫大的肯定力量所选择、拥有的——这是他的国家和世界。他对人的统治不是从愚人、从奴隶那儿寻求认同，从那儿央求过来的，他从这个国家秘密地诞生，而又禁忌地坐上王位，但无论如何他是国家与所有愚民所催生而出的，是这个世道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是誓要成为对这个国家如臂使指、朕即国家的王。他从肯定和欢愉中而生，对这个沉重而迷乱的寓所心怀不满，于是“任性”地将智慧中的蓝图以肯定的力量泼洒建制到大地上；他不对任何一个人负责，而是积极地将自身的动力和流淌的思想施加出去，摧毁某些人又建设起某些人。直到产生出茫茫多如其一般具有思想、具有动力的人，一切的断裂都开始被敉平时，真正的对话就开始了。哲人们的力量交汇在国家的血脉之中，如同夜空中的星簇般交相辉映与共鸣着。总之，任何一个衷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平等主义的人都不会放弃巴别塔的建成，放弃用特殊的语言进入普遍，用变易的思想进入永恒，用有限的生命活动进入无限。

最后总结一下我想说的其实就是，在我看来悲悯和责任对于哲人王不论是教化还是牧民的工作都是有一定妨害的。

为什么绿珠的剧情是令人不适的？
先说结论。
在绿珠相关的剧情中，人物形象把捉精准、塑造优秀，剧情设计上也比较圆融和谐，且主题一直是与前文承接的。那么令人不适的地方则不是来自于思路设计或技术性问题等纯粹坏的部分，而是在内容上通过拯救计划的最终失败向我们暴露出了的主角刘羡的心境缺陷。但我要说的是，这部分心境的缺陷是其人物形象进一步塑形和发展的必经之路，我接下来将对此观点进行论证并以此为基础试图分析一下有关绿珠情节的一些值得探讨的争议。有人可能会说令人不适的地方在于绿珠，但绿珠的形象、性格和行动在结尾之前其实基本是没怎么正面塑造和描写的，厌恶的难道是其破鞋的属性吗？我不是很了解就不赘述了。
我们要从刘羡童年的三次有关暴力的经历开始说起。第一次是初次结识的人王富，被杀死在了他面前；第二次则是他遭遇了自己的父亲对于家丁来福的伤害。在这两次暴力的现场中，过往盘踞休憩于平凡日常背后的权力达到了其极限，终于在现实中暴露了其狰狞爪牙——但这对于刘羡来说完全是懵懵懂懂的，他只知道在他无法掌控的日常之外，异质性的力量一步步向其逼近，将本相爱的邻人逐个噬为怪物。在无能为力的同时，第三次的暴力降临到其最亲近的人身上，但与前次不同的是，他既了解到了此次事件爆发的外在性，也在被迫害者张希妙那里了解到了内在性的人心的原因——他虽仍无能为力，但他终看到了刽子手挥刀的凄厉轨迹。以这次惨痛的悲剧为代价，刘羡明白了母亲赋予自己的使命——责任——意味着要以自身的力量去克服扭转历史与权力在个人头顶的下落、去守护身边的人，而这就要求将自身的经历与权力意志的痕迹铭刻在历史之上。这就是“不虚度光阴”的真谛。
而就在他踌躇满志之时，第四次暴力化作鲜血以一种突兀荒诞的方式扑打在他脸上，将他溅得狼狈不堪。轻蔑的言语、杯中的鲜血、麻木的脸庞、压抑的倩影、复仇的芒刺……这一如此富有张力的心象镌刻在刘羡心底，被石勒从洛阳粘腻流转的日常中重新燃起，一发不可收拾地烧向了那引动暴力的权力。
但此时的刘羡还并未真正意识到这件事，他依然封闭于其关乎于责任的道德之中，封闭于张希妙流产的噩夜中。在前者的普遍中，刘羡一直致力于作为一个施予者和保护者，而又在从小压抑的经历与现今身处的环境下，他其实很少敞开自己的思想意志或深入进他人的心灵与生活中，而是以一个苦闷而沉默的父的形象，恪守着来自母亲遗嘱的庇护的义务；但这种精神上的封闭与压抑又正好体现了刘羡骨子里潜藏的自命不凡，将责任的道德义务颠倒为了只做自己认为正确之事的、只牢牢把握自身确定性的“优美灵魂”。而在后者的特殊之中，遭逢暴力的创伤一直困扰着他，文中提到绿珠不幸的人生与绝望的精神让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于是一种挽救过去的、行动起来改变一切的纵身一跃就在其间油然而生了。迫切的追挽、责任的义务、自大的正义、复仇的火焰、对美貌的倾慕、与英杰斗勇争先的躁动野心……这种种庞杂矛盾的意志与幻想彻底迷醉了他的心神，让他再难维持起无偿施予者的假象，也令拯救绿珠的行动成为良知者仅出于自身自主的仓促行动。
而这一切在和绿珠重逢的交流中彻底粉碎了，刘羡如梦初醒般愕然于自己对于绿珠的一无所知，只能勉强说出“助其完成梦想”这种极度自我而令他人尴尬而不知所云的请求，唯一幸运的只是绿珠的理解和主角的天降猛男令良知最终通过了窄门。这种尴尬在鲜衣怒马的短暂兴奋后延续了下去，在迷乱心神的诸情万念退却之后，刘羡从未真正了解过的绿珠和阿萝的内在形象在浮现出来。也正因此有人评价第三十二章的情感戏写得尴尬我就很难绷，尴尬是必然的，而其缘由就在于这里有的只是假象的戳破——两者之间在此前根本谈不上相识，又哪里称得上什么感情戏呢？至于说刘羡一个土著为什么面对绿珠还初哥一样害羞，我只能说再想想：对他人的幻想意淫与自我意识过剩之举在对方本人之前破碎，还有比这更令人尴尬的事吗？
但最令刘羡感到荒诞与痛苦的则是绿珠的表白和接下来的剧情。在绿珠的表白中，他感受到了无所不至的权力与苦难虽被暂时斥退，可却仍逡巡狼顾着深缚于这社会结构中的绿珠；在阿萝的疑问中，他惊异地反思起了责任同责任间的冲突，与一味固持施与者与被施与者范畴所导致的盲目与侮辱。而在他认为最正确的不过的认亲团聚一事上，这种难堪伤痛被撕裂至了最大：人心与世道相互造成的戕害被永远地保留了下来，扭曲了一切天经地义的事情，成为了这个昏恶世界的全新形式和结构。正如张希妙的临终嘱托无法开解刘羡对父亲的无边迷茫与恨意相同的，刘羡也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无法理解与无法救赎——因为每个人有着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伤疤。但也正在此刻，无边的苦海将一切颠倒了过来，让刘羡亲身体验领悟到了来自李密未竟的最后一课：这种无法真正理解与救赎的无能性，这种否定意志的苦难，正是我们相互谅解、相互认同的契机。不论是像原来刘羡那般的“优美灵魂”，抑或彻底邪恶颠倒、扎身世道的野心家，还是愤世嫉俗、审判一切的隐客狂生，都只困窘于自身孤立的正当性中，无法理解和正视这种苦难与无能正是那极黢暗的黑与极纯粹的白的统一、是我们相互宽恕的最后语言，又怎么能真正改变世道拯救苍生呢？
于是刘羡就在这令人“不适”的无能中选择从他治下的坞堡开始，共同经受接下来严冬的苦难。
所以说刘羡在这段剧情中有没有格局呢？那确实是没有的，因为这是他成长所必经的道路。那这段有关苦难与失败的教学究竟是主角天赋奇高自行领悟的好，还是让他亲身经历来的更加生动深刻，我也只能说见仁见智了好吧。最后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段剧情可能令人不适的地方很大程度在于这段对于角色长思路的塑造与我们网文的阅读习惯是相悖的。

对于催眠的想象是一种很残酷的幻想，因为它代表着人完全放弃了对于他人可能爱上自己、可能与自己进行平和对话的任何幻想，更关键的是这种行为先天预设了“我”与“她”之间的关系的不可能性与无能性，而这是最令人沮丧的。他愿意彻底地将那团混沌的无思性当作往日的残影，尽情地消费生者所褪下的被任意摆布的尸块，妄想着从一团灰烬之中扒拉出一些残存的用以温暖身体的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人的会因消费催眠而产生快感呢？会是极度自卑而自抑的人吗？会是心怀怨火从而扭曲了生者存在与形貌的人吗？还是对当下的历史全数感到不满与绝望的人呢？
而当被催眠者复归常人时，我们可以看到一段权力关系被深刻地烙刻在了她的背上，但这段关系居然是一段荒谬的私人关系，一段仅供催眠者消费与享乐的纯粹私人关系被隐秘地施化在她者背上、施化在主体之间——这就好像一种私人语言一样荒谬。荒谬在何处呢？可能深层次于催眠先天预设的灵肉二分。所以对于催眠而言，这里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性与背后的权力关系，而是更古老的灵肉问题与心灵哲学。
这里有两个极端的、非此即彼的对立，一个是灵肉的对立，一个是有无催眠的认识论与伦理学的对立。
事情并不能如此简单地来思考，催眠与其他的权力关系又有什么样的重大的区分呢？只是因为前者有太多的幻想要素，而在现实之中无法落实吗？如果只是因为如此，那么我们就不能将这个问题及其矛盾简单地推向世界的本体论之中，任其遗失在无边无际的海洋里；我们应该具体地考察这个问题。所以重要的还是前一个灵肉对立的关系——如果我们认为催眠这个话题有价值且有志于去创建一套令人信服的世界观与发掘感动人心的内涵。

卑劣往往在时间中被人竞逐，而高尚只会永远地被抛掷在永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