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性罪感
因为实在难受,所以随便漫谈一点。
在疫情初期,为了公众精神健康,“强共情”被推上舆论舞台。大意是指,在人群中存在这样一类人,他们对公众舆论事件非常敏感,对不幸的结果有非常强的代入感。这种负面的情绪会影响到正常的工作上学。所以针对这样的强共情性人群,开出了一系列药单,比如说别看新闻少看新闻,多运动之类的。总之就是,疫情作为一个互联网时代前无古人的冲击性现实事件,即便新闻为了大众精神卫生健康克制报道,也会生产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场。呆在这个场里会变成神经病是正常的事情,所以不要将之内化为自己的责任,要学会甩锅,疫情跟我没屁事,吃好喝好就得了。
但是对于恋人的蹲大牢,这种类似的逻辑恰恰就是最大的反噬。
因为不管是强调恋人蹲大牢和自己有关还是无关,都会陷入要么无能要么无耻的陷阱里。一切的欢声笑语都变成了罪过,一切对恋人痛苦本身的无视也都变成了一种罪过。于是得到结论:自己不配笑,也不配高兴,只配安静的在角落腐烂。
这种无能的替代性罪感会吞噬一个人的基本判断。
而现在能说的无非是,往事不可追。对未来更辛勤的准备或许能够转移注意力。
既然一种幻觉已经破碎,那么在破碎的基础上努力挣出一个新的幻觉。攒钱也好,努力工作也好,总之给未来设置一个盼头。在触摸到那份盼头之前,先为之投入自己所有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