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出身于仕宦世家，书香门第。父亲班彪是当时有名的学者，曾做过望都长。班固幼年时聪慧好学，9岁时就能做文章、诵诗赋。13岁那年，王充见到了他，拍着他的脊背对班彪说：“此儿必记汉事。”【注：见《谢承书》，转引自范晔《后汉书•班固传》注】后来班固入太学学习，博览群书，儒、道、墨、法、九流百家之说无不知晓，加上他“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注：见范晔《后汉书•班固传》】颇为当时学者们推崇。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父亲班彪病殁，班固居丧回到了安陵故乡。在此期间他觉得父亲所写的《史记后传》有许多不详之处，遂产生了编著《汉书》的念头。永平元年(公元58年)，他进入东平王刘苍的幕府，同时开始撰写《汉书》。五年后，有人-汉明帝，班固私改国史，致使他锒铛入狱，家中所有书籍资料也被抄走。其弟班超担心哥哥无法辩明，就急忙赶到京城为他辩解，说明了他只是在撰写先世的历史，并非背叛朝廷的事实。汉明帝看了班固的书稿后，非常赏识他的才华，为他开释并任命他为兰台令史(负责典校图籍、治理文书)。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等人共同写成汉光武帝刘秀的传记《世祖本纪》。不久，汉明帝任用班固为郎(皇帝侍从)，典校秘书，让他继续完成《汉书》的编著工作。
汉章帝即位以后，雅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到重用，经常参与国家大事的辩论。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固升任玄武司马。第二年十一月，汉章帝亲自主持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参加了辩论，班固以史官兼记录的身份出席会议，事后撰成了《白虎通德论》(又名《白虎通义》)。这部书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其中也保存了不少经书的古义和当时的名物制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汉章帝末年，班固因母亲病故而离职。
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班固担任中护军随同前往。汉军出塞三千余里，大破北匈奴，并登上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刻石记功；班固作《封燕然山铭》，镌于石上，以记其战绩。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因擅权暴虐致使汉和帝决定诛灭窦氏，班固受其株连而免官。后又被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人狱，遂死于狱中，享年61岁。
班固为撰写《汉书》，潜精集思，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其中一部分“志”、“表”还是他死后由他的妹妹班昭和马续续写的。《汉书》在体例上全袭《史记》，所不同的是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有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后人划为120卷。《汉书》的前半部分是从《史记》中搬来的，并作了一些补充修改和剪裁编排；后半部分以班彪的《史记后传》为基础，记载了昭、宣、元、成、哀、平六个皇帝时的历史事实。从“纪”、“传”两个方面来讲，《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但从其中的十志来讲，又是贯通古今典章制度和经济文化的通史，成为后世人编修通典、通志、通考的良好开端。特别是班固首创的《地理志》和《艺文志》，有着更高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地理志》详尽地讲述了三代、战国、秦、汉以来的国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势风俗，实是中国第一部有关文献掌故的历史地理专志。《艺文志》罗致群籍，分门别类，汇成一篇，既是图书目录，又是学术史略，给后人研究古代学问架起了桥梁。
班固编撰《汉书》时态度极其严肃认真，力求尊重历史事实。他在《王莽传》里对王莽虚造文字、捏造历史的行为深恶痛绝，认为王莽的败灭是因为他“缪称典文”，引起了“众怨神怒”。因而，他自己在编撰过程中对材料进行反复考证，绝不轻信别人所言。当然，班固出身宦门，自幼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又是奉旨修史，因而缺乏司马迁那样深刻的见地和批判精神。虽然《汉书》多半取材予《史记》，却没有《史记》那样强烈的人民性。但班固重视客观事实，因而在《外戚传》、《霍光传》、《东方朔传》等传记中也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作为史传文学，《汉书》叙事一般来说不如《史记》生动，但它有自己的特点，简练整饬，详赡严密，其中不少传记写的相当成功，如《苏武传》、《朱买臣传》、《张禹传》、《朱云传》等。另外，《汉书》中附录了大量的辞赋和散文，这是它能为后世文人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也因此影响了它叙事的集中和人物特征的鲜明和突出。
班固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和散文家，还是东汉初年著名的辞赋家。他的《两都赋》文辞典雅、清丽，极力铺陈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豪华、壮丽，是辞赋中的名篇。《答宾戏》、《幽通赋》等，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另外，班固还著有诗、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等，共41篇。《隋书•经籍志》载有《班固集》十七卷，可惜早已亡佚，现存的《班兰台集》是明代学者辑录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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